在医改面前，中国医生为什么保持沉默？

　　在医改的过程中，医生的角色显得古怪。对这件利益攸关的大事，他们没有像经济学家、政府部门甚至普通民众那样，各自寻求表达的渠道与机会，反而沉默异常。

　　有人说，沉默是因为这一轮医改的起点就是对医生的批判。

　　中国的医疗系统共有375万名员工，负责为14亿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肯定是被抱怨得最多的人群之一。很多人认为，医务人员对“看病贵”和“看病难”的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切让许多医生深感屈辱。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不成功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罢了。

　　“关于医改的争论，一开始某些社会舆论就把医生放在了受批判的位置上”，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院长朱正纲说，医改涉及医务人员的根本利益，医改政策的出台必须兼顾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

　　中国社会普遍将医生看作现行医疗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医生们却用苦涩的自嘲拒绝这种归类。

　　目前医生的从业意愿似乎已经跌倒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1990年代以后，这个行业的职业声誉如同高台跳水。他们不再被誉为“白衣天使”。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医生这个名词更多地是和“灰色收入”、“滥开药”、“过度检查”甚至更可怕的“医疗事故”，联系在一起的。

　　2003年SARS肆虐期间，社会似乎再次看到了医生的牺牲精神，他们重新被称作“白衣天使”，曾让许多医生十分感慨。但SARS带来的空前的谅解气氛消失后，这个称呼几乎再次被遗忘了。医生又恢复了他们备受指责的形象。

　　一份杂志曾经推出了一份“职业声望排行榜”，医生被称作“最受人非议的职业”。常常纠缠不清的医疗纠纷也让医生的声望下坠。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表示，处理各种医患纠纷耗去自己一半甚至更多的精力，这份工作让他苦不堪言。不信任的气氛弥漫在医院周围。

　　北京一家医院中发生的一起悲剧，把这种不信任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一位年轻的孕妇罹患重症肺炎，亟需手术治疗，但她的丈夫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根据有关规定，手术不能进行，数十名医护人员只能眼睁睁看着胎儿和孕妇先后死亡。对这一事件，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但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李青峰医生看来，悲剧之所以会发生，仅仅是由于医患双方完全丧失了信任。死者的丈夫对疾病一无所知，却对医院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和不信任，这是弥漫在全社会的“医院恐惧症”的极端个案。

　　如果在20年前，这样的悲剧根本不会发生。那时候的医生掌握着治疗的主动权，他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坐视病人死亡。20年前，“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和20年前相比，治病现在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服务，医生和患者的关系越来越被看作是合同关系。

　　和20年前相比，医学的专业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不是让患者依赖医生，而是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眼前的医生，担心他们利用自己的无知谋取私利。而医生在医疗官司的教训下，也开始在心里建筑自我保护的防线。怀疑使医疗成本急剧增加。医生变得过分谨慎，即使是面对那些症状典型的感冒，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也宁可安排病人查血、拍胸片，以排除其他可能。在大多数时候，这些检查都是不必要的。

　　医生的工资

　　医生的收入问题无法一概而论。同级别的医生，三甲医院的收入要高于二级医院；在同一家医院里，不同科室的医生收入也有差别——有时候，科室收入两极分化的程度会令人瞠目。

　　几年前，在瑞金医院收入最高的科室里，一名医生月奖金达到五六千元之多，而在奖金最低的科室里，他的同事只能拿到五六十元。

　　医院普遍进行经济考核。在考核的压力下，也在奖金的压力下，科室主任和医生们必须想方设法增加收入。

　　增加收入的方法，除了争取尽量多的病人，就必须在每个病人身上赚取更多的利润。这种情形被称作“医生创收”。人们将此看作“过度检查”、“过度用药”和“过度治疗”的原因，后者导致了医疗费用上升，让老百姓深恶痛绝。

　　“医生创收”败坏了医疗制度的信誉，腐蚀了医生的道德基础，伤害了他们的职业荣誉，最终导致病人丧失了对医生的信任。

　　那么，那些医生为什么要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付出这般昂贵的代价来创收呢？

　　收入倒挂

　　医院的经济考核体制毫无疑问会导致医生多开药、多检查，因为这与他的收入息息相关。但院长们辩护说，经济考核是不得已之举，否则医院收支无法平衡。

　　“医生的收入不是取决于他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而是取决于开多少药，这真是对这个行业的侮辱！

　　公立医院里，医生的诊疗活动收取的费用是有限制的。如果诊疗费用太高，医保就无力承受。至于药费，只要不是医保目录内的药物，再昂贵也是由患者自费承担的，所以就形成了“药贵医贱”的格局。这正是导致医生的收入取决于开药而不是技术水平的原因。

　　好医生意味着智力水平、心理承受能力和体力都要上乘。为了将这样的人吸引来并且留在医疗行业，高额薪酬是绝对必要的。

　　医生的起薪应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随着年资和技术增长，医生会承受社会责任和道德压力，他的经验和技术能力要受到更多、更严格的考验，因此，“他的工资应该与他承担的一切成正比”。他为那些开豪华车的同行辩护。“一个医生敢开豪华车，他的收入就一定是合法的。”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李青峰说，“这样的医生产生必须有二个前提，第一，他所在的学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知名，第二，他有别人没有的绝活。”

　　未来，决定一个医生薪水的，应该只有技术水平、病床周转率和病人投诉数量三个因素。只有实现了这些，才能让沉默的医生真正参与到医改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