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洼地?
三明模式改变了药品和耗材销售的潜规则,在让利患者和提高医院可支配收入的同时,也剥夺了腐败链条上的灰色利益。那么会不会因为三明的先行先试,导致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或者离开三明的医药市场呢?詹积富不以为然。
一种风险是人才流失。“无非是三明的医生没有回扣而别的地方照样可以拿回扣,三明的专家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改革3年来的观察,三明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詹积富说,医生的工作调动频次没有增长的迹象,去年三明医务人员增加了500多名。詹积富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三明的分配制度改革已经调整到位,医生的“阳光收入”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当前社会各领域里高压反腐的态势。
另一种风险则是药品短缺。据了解,福建省药品销售额不到全国市场的4%,而三明市市场仅占福建省的3%左右。在全国最低价中标已逐渐成为省级招标惯常做法的今天,药品企业在三明降价就意味着要在全国执行这一价格,因此有人担心,如果药品企业为了维持全国的市场价格而退出三明市场,就会造成三明的医疗机构无药可用。詹积富表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一种常用药品,全国多的甚至有二三百家药厂在生产,你不来还会有别人来。”而对一些疗效确切、临床必需而又无法替代的药品,比如进口原研药,詹积富说:“这是救命时必须要用的药,那要价高就让它高点好啦,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嘛!使用量毕竟是有限的,总不会每一位患者都要用这些口原研药。我们管不住这些品种的价格,我们可以管住自己的医生不过度用药。”
用詹积富的话概括,三明的限价采购的原则是:“为用而采、去除灰色、价格真实”。可见,三明药品采购不是唯低价论的——价格高不是问题,价格中的“水分”太大才是问题,因为只有巨额的利润空间才会滋生“带金销售”和过量用药的问题。同时,詹积富认为,尽管目前三明没有出现“洼地效应”,但如果全国推行三明的做法,这些进口原研药还有降价空间,改革红利还可以进一步扩大。
无法复制?
医改的成功让三明一跃成为中国的明星城市。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部门领导接踵而至,希望通过实地学习和考察,把三明的做法和经验带回当地复制。但奇怪的是,3年来,没有一个地方真正把三明模式学到手,社会上也传出了质疑声音:三明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抑或仅仅是个不可复制的特例?
詹积富说,通过与各地访问团的交流,他也逐渐了解了这些“取经人”以及他们的医改体制。他向记者道出了各地无法复制三名模式的真相。“九副不如一正,”詹积富说,中国行政领导体制有一个通病,就是九个副职的权力和责任加起来也抵不过一个正职。
“这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政府领导)分管医改的副职哪怕有再好的想法,只要正职觉得有风险,不愿意承担责任,那这个改革就干不下去。”詹积富说,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尤其是医药领域,涉及这么多利益相关者,改革怎么可能没有风险呢?再加上医药代表、流通企业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向政府施压,改革往往就在这样的噪音中被搁置了。
“难就难在这里,”詹积富说:“医改是个一把手工程,医改培训班,就得培训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而不是把他们的副职叫到一起培训就能解决的!”
而三明的医改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詹积富说:“因为三明有对百姓感情很深、敢于担当的党政一把手。”
“医改中他们做我的‘总后台’,给了我充分的授权,我可以排除各种干扰带领改革团队,从三明的实际情况出发,设计和推行综合改革措施——建机制、堵浪费、调结构、增效益。建立一套科学的对院长的考核评价体系,让制度去管住院长,让院长去管理医生。”
记得一位医改专家曾经戏谑地说:国务院召集医改会议,如果是省长、省委书记参会,就可以当场表态:“回去就办!”但要是副省长、副书记,那一般会说“回去传达。”二者效果显然是不同的。尤其是像医改这样“比触及灵魂还难”的改革,“一把手”的态度和决心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于不愿担当的懒政者来说,给三明贴一个“不可复制”的标签,或许会容易一些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