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一个有关抑郁症的事实在偶然中被人们发现——这一发现在人们之间迅速传播着，因为这个消息真的太具有爆炸性了。美国精神病医生们编写了一本书，书中详细地阐述了不同精神疾病的所有症状，有了这本书，整个美国都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对精神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这本书叫《诊断和统计手册》（《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在最新版本中，他们列出了抑郁症患者必然会有的九种症状——例如对快乐的兴趣减少或持续性的消沉。当你在几周内有5种或五种以上症状，医生就可以诊断你患有抑郁。
全美国的医生都收到了这本手册并用它来进行诊断。然而一段时间后，他们找到作者并指出了一些令人困扰的事情。那就是如果他们遵循这个指南，他们必须把每一个悲伤的人都诊断为抑郁症并开始治疗。但是如果你所爱的人离开了你，你也会自然的出现这些症状。所以，医生想知道是否应该开始给美国所有的丧失亲友的人开药？
作者最终决定在抑郁症症状列表中增加一项特殊条款。如果你在过去的一年中失去了你所爱的人，这一诊断方式将不再适用于你。在此种情况下，人们会自然的出现这些症状，而不是一种生理疾病。这一条款被称为“悲痛例外”，而且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随着岁月流逝，一线医生们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全世界的医生都被鼓励去告诉患者抑郁症实际上只是大脑中自发性化学失衡的结果——它是由低血清素或缺乏某种其他化学物质引起的。抑郁症不是因生活而起——而是你的大脑出现了问题。一些医生想知道这是否与“悲伤例外”相符合。如果你同意抑郁症的症状可以是对一系列生活事件（如失去亲人）的合乎逻辑的可理解的反应，那么是否有可能其他的事件也会引发这些症状？如果你失去了工作呢？如果你在接下来的40年里必须持续进行你所讨厌的工作呢？如果你孤独无友呢？
“悲伤例外”似乎开始质疑抑郁症的原因（即大脑中存在问题）。它表明，全世界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例外会导致抑郁症状而不仅仅是生化原因。这是主流精神病学（少数派例外）不希望存在的争论。所以，他们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回应这一质疑——减少悲伤例外。手册的每一个新版本，他们都会减少你在被贴上精神病标签之前所允许的悲伤期——从一年下降到几个月，然后最终到零。现在，如果你的宝宝早上10点去世，你的医生可以在上午10点01分诊断你有精神疾病并立即开始给你服药。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JoanneCacciatore博士，她自己的孩子夏安在
分娩过程中死亡，而在这之后成为了研究“悲伤例外”的领先专家。她发现很多悲伤的人被告知他们是因精神疾病才会感到痛苦。她告诉我，这场辩论揭示了我们如何谈论抑郁、焦虑和其他形式的痛苦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不“考虑背景”。我们所做的好像是在说人类的痛苦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中分离出来，而在一张单独的清单上进行评估并被诊断为脑部疾病。Joanne解释说，如果我们在治疗抑郁和焦虑时开始考虑人们的实际生活，这需要“整个医疗系统进行检修”。她告诉我，当“你有遇到一个极度痛苦的病人，我们需要停止治疗症状。这些症状是在传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而我们要去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当我还是个青少年时，灰蒙蒙的阳光下，我站在伦敦一家购物中心的药房外，吞下我人生的第一粒抗抑郁药。我还记得药片是白色的，很小巧，当我吞下它时，感觉就像化学之吻。那天早晨，我去看我的医生，我蹲下身子，不得不向他倾诉痛苦，那些痛苦不受控制地从我身上向外散发，甚至好像可以闻到一样，而我感觉这样已经好几年了。作为回答，医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种叫血清素的化学物质会让人感觉很好，有些人的脑中缺少这个物质。我显然是那些人之一。幸运的是，现在有新的药物可以使我的血清素水平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吃下这些药，我就会好起来的。最后，我理解了医生的话并明白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及原因。
然而，几个月后事情开始奇怪起来。痛苦再次向我袭来。不久之后，我感觉和一开始一样糟糕。我回到医生那里，他告诉我，我服用的剂量太低了。所以20毫克变成了30毫克；白色的药丸变成了蓝色的。我感觉恢复了几个月。然后痛苦再次袭来。我的剂量不断增加，直到我服用80mg，这个剂量保持了多年，中间只有短暂的几次缓解。痛苦仍然经常出现。
我开始研究我的书《失落的连接：揭示抑郁症的真正原因以及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因为我对两个谜团感到困惑。我已经把我需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为什么我还会感到抑郁？我已经知道自己血清素低，并且我正在提高血清素水平——但我仍然感觉很糟糕。但是还有一个更深的奥秘，那就是为什么西方的许多其他人都像我一样？大约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服用一种药物治疗精神问题。在英国，抗抑郁药的处方在十年内翻了一番。到了现在我们每11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要为了解决痛苦而服药。导致抑郁症及其双胞胎兄弟焦虑的原因是什么？我开始问自己：真的是我们这些人的大脑中，化学物质都在同一时间自发地发生故障了吗？
为了找到答案，我开始了一段遍及全球的总长超过40,000英里的旅程。我与调查这些问题的领先社会科学家以及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康复的人交谈——从印第安纳州的阿米什村到一个禁止广告的巴西城市以及巴尔的摩的一个进行惊人的实验的实验室。从这些人中，我找到了关于真正导致抑郁和焦虑的原因的最佳科学证据。他们告诉了我到现在为止我们仍旧还未被告知的事情。我发现有证据表明，我们今天生活方式中的七个具体因素导致了抑郁和焦虑的数量上升——以及两个真正的生物因素（如基因），这些生物因素可能会与其他因素相结合而使其恶化。
一旦我了解到这一点，我就发现，对于我以及我们的抑郁症，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案一直在等着我。
然而，为了理解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我必须首先研究一个老故事，那个故事起初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哈佛大学的IrvingKirsch教授是化学抗抑郁药物届的福尔摩斯——他仔细研究了世界上最新的给抑郁和焦虑人群提供药物的证据。在20世纪90年代，他自信地向自己的患者开化学抗抑郁药。他知道已经公布的科学证据，并且很清楚：它表明70％的人会有改善。他开始进一步调查，并提出获取药物公司私下收集到的药物数据的信息的请求。他自信他将找到所有种类的正向作用，然后他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当你拍摄自拍照时，你会拍摄30张照片，扔掉其中不那么好看的29张，然后选出最好的一张作为你的Tinder个人资料的照片。事实证明，几乎所有资助药物研发的公司都在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化学抗抑郁药。他们将资助大量的研究，抛弃所有表明药物的影响非常有限的研究，然后才发布显示成功的研究。举一个例子：在一次试验中，该药物被给予245名患者，但该
制药公司仅公布了其中27名患者的结果。这27名患者恰好是该药的适用者。突然，Kirsch教授意识到70％的数字不可能是正确的。
事实证明，65％到80％的患者在服用抗抑郁药一年内再次出现抑郁症状。我一直认为我服用药物后仍然感到抑郁是奇怪的。事实上，Kirsch在马萨诸塞州向我解释说，我完全是一种典型表现。这些药物对一些人有积极的影响——但他们显然不能成为我们大多数人的主要解决方案，因为即使我们服用他们，我们仍然会抑郁。目前，我们为抑郁患者提供了一个只有一个选项的菜单。我当然不想从菜单中拿走任何东西——但当我与教授在一起时，我意识到我们需要扩大这个菜单。
这导致Kirsch教授提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他很惊讶地问。我们怎么知道抑郁症甚至是由低血清素引起的？当他开始寻找证据时，他发现这一证据其实还有待讨论。普林斯顿大学的AndrewScull教授在《柳叶刀》杂志上撰文解释说，将抑郁症归因于自发低血清素“是极具误导性和不科学的”。DavidHealy博士告诉我：“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这只是一种商业营销。”
我并不想听到这个。一旦你相信了一个关于你痛苦的故事，你就不愿意推翻它。这就像是我本可以把我的痛苦牢牢拴住。我担心如果我推翻了我所一直相信的事情，痛苦就会像狂奔的动物一样疯狂奔跑。然而科学证据清楚地显示了一些我无法忽视的事情。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我采访世界各地的社会科学家时——从圣保罗到悉尼，从洛杉矶到伦敦——我开始看到一幅意想不到的图画。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基本的身体需求：食物，水，住所，清洁空气。事实证明，所有人同样都有一定的基本心理需求。我们需要感到归属感。我们需要感到重视。我们需要感觉我们擅长某些事情。我们需要感觉我们有一个安全的未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文化不能满足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心理需求。我以不同的方式不断了解到我们已经脱离了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这种深刻的脱节正在推动抑郁和焦虑的流行。
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一个原因，以及有着不同理解的我们可以找到的相对应的解决方案。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人类需要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他们带有目的做事，并企图造成些影响。这是一种自然的心理需求。但在2011年到2012年之间，投票公司盖洛普进行了最详细的研究，这些研究是关于人们对自己工作的看法。他们发现有13％的人表示他们“参与”了自己的工作-他们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并期待着工作。约有63％的人表示他们“没有参与”，这被定义为“通过工作梦游”。还有24％是“积极分离”的：他们讨厌它。
我意识到，大多数我所知道的抑郁和焦虑的人中，有87％的人不喜欢他们的工作。我开始仔细研究，看看是否有证据表明这可能与抑郁症有关。在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科学家MichaelMarmot对于回答这个问题取得了突破。他想调查在工作场所造成压力的原因，并相信他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实验室来发现答案：位于白厅的英国公务员队伍。这支官僚小队分为19个不同层次，从最高层的常任秘书到打字员。起初，他想知道的是：谁更可能发生与压力有关的心脏病发作——顶部的大老板还是他下面的某个人？
每个人都告诉他：你在浪费时间。很明显，老板会因为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变得更加紧张。但是，当Marmot公布他的结果时，他揭示的事实恰恰相反。员工的等级排名越低，他们的压力水平就越高，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也越大。现在他想知道：为什么？
经过两年的研究，他发现了最大的原因。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工作，那么你很可能会变得有压力——并且更重要的是会感觉情绪低落。人类天生就需要感觉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当你受到控制时，你无法从工作中创造出意义。
突然之间，我感觉我的许多朋友，甚至那些花哨的工作的抑郁者——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控制和不被欣赏——看起来不像是大脑有问题，而是他们环境有问题。然后我发现，类似这样的原因有很多。然而，我的目标不仅仅是找到我们感觉糟糕的原因。其核心是了解我们如何能够感觉更好——我们如何能够找到对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用的真正和
持久的抗抑郁药，而不仅仅是现有的唯一几种抗抑郁药。我一直在想Cacciatore博士教给我的东西——我们必须处理造成所有这些困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在巴尔的摩发现了答案。MeredithMitchell每天早上醒来时心里都会充满了焦虑。她害怕她的办公室工作。所以她采取了大胆的一步——很多人认为这很疯狂。她的丈夫Josh和他们的朋友们在一家自行车店工作了多年，在那里他们总被指使并一直没有安全感，大多数人都很抑郁。有一天，他们决定建立自己的自行车店，但他们想以不同的方式运行。他们不是让一个人站在顶端发布命令，而是以民主合作者的身份运作。这意味着他们会集体作出决定，他们会共同进行最好和最差的工作，他们会一起成为老板。这就像一个忙碌的民主部落。当我去他们的商店巴尔的摩自行车坊时，工作人员说在这个不同的环境中，他们之前持续的抑郁和焦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
他们的个人工作并没有发生变化。以前他们修自行车；现在他们仍然修自行车。但是他们已经让他们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通过赋予他们对工作的自主权和控制权。Josh亲眼看到，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抑郁经常是“对形势的理性反应，而不是某种生理障碍”。他告诉我，没有必要以耻辱、令人沮丧的方式工作——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工人都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工作。
随着我学习的九种抑郁和焦虑原因中的每一种，我不断得到令人吃惊的事实和理由，这迫使我开始有了不同的思考。芝加哥大学的JohnCacioppo教授告诉我，孤独的感受与被陌生人打耳光一样有压力——甚至还大大增加了抑郁症的风险。圣地亚哥的VincentFelitti博士告诉我，在童年阴影中长大会让你自杀的可能性高出3100％。温哥华的MichaelChandler教授向我解释说，如果一个团体认为它无法控制影响它的重大决定，其自杀率就会激增。
这些新的证据迫使我们寻求一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我们现在的危机。这时一个人帮助我解开了这个谜题。在21世纪的初期，一位名叫DerekSummerfeld的南非精神病学家前往柬埔寨，想要引入一批抗抑郁药。他开始向他遇到的医生推销。医生们听了他的话，告诉他他们不需要这些新的抗抑郁药，因为他们已经有抗抑郁药了。起初Derek还以为他认为他们在谈论某种草药。
他让他们解释一下，他们告诉他他们知道一个左脚被地雷炸掉的稻农。他装了一条假肢，但他总是对未来感到担忧，并且充满了绝望。医生和他坐在一起谈论他的烦恼。他们意识到，即使他有了新假肢，他在稻田里工作的旧工作也让他不断承受精神上的压力和身体上的痛苦，这让他想要死去。所以他们有一个想法。他们相信，如果他成为奶农，他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所以他们给他买了一头牛。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的抑郁症消失了。“你看，医生，”他们说，“牛是一种‘抗抑郁药’”。
对他们来说，寻找抗抑郁药并不意味着找到改变大脑化学反应的方法。这意味着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首先导致抑郁症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其中一些解决方案是我们可以在个人生活中以个人身份完成的事情。有些需要更大的社会转变，我们只能作为公民推动它去实现。但是这些都需要我们改变我们对抑郁和焦虑的理解。
这是激进的、但并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立场。在2017年世界卫生日的正式声明中，联合国展示了最好的证据并得出结论：“抑郁症的主要生物医学叙述”是基于“有选择性地使用研究成果的偏见”，是“必须放弃”的。他们说，我们需要从“侧重于‘化学不平衡’转向”关注“权力不平衡”。
在我了解了所有这些以及这对我们所有人意味着什么之后，在走了这么久的错路后，我开始渴望能够回到过去，与那个被告知患有抑郁症的少年自己对话。我想告诉他：“你感觉到的这种痛苦不是一种病态。这并不疯狂。这是一个信号，你的自然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是一种悲伤——对于你自己以及对于你所生活的文化如此错误氛围。我知道它有多痛。我知道它伤害你的程度有多深。但是你需要听听这个信号。我们都需要倾听我们周围的人发出的这个信号。它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它告诉你，你需要去感受一些深层次和令人激动的事情，虽然现在你还没有——但有一天你可以。”
如果你感到抑郁和焦虑，你并不是一个有部件障碍的机器。你是一个有需求未满足的人。摆脱绝望感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我们所有人一起开始满足人类的需求——去感受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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