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里该装监控吗？

　　在美国，每年有40万人死于可防止的医疗事故，这个数字仅次于心脏病和肿瘤造成的死亡人数。近期，一项要求“手术室中装监控”的运动，在大洋彼岸正愈演愈烈。

　　这项运动的起因在于近几年几起高调的医疗事故。弗罗里达州一名女性在隆胸手术中被给予大量异丙酚之后死亡，由于没有直观的证据能鉴明事故责任，亲属不得不面对低效却繁复的事故鉴定程序，和长期的法律诉讼。之后，他成立了“国家医疗事故基金”会并向州和联邦提交法案，要求在每间手术室中装上摄像头。此举引发了大量的争议，那么，手术室到底该不该装上监控摄像头呢？

　　支持的声音

　　一名长期代表患者的律师认为，手术室需要摄像头。因为还原手术中的错误，常常依靠的是不可靠的源头：手术室里人员的记忆，或者是手术结束后短时间内记下的简单的记录。相反，如果能有录像，证据就更容易查阅，也更真实、准确。从小的方面说，这样做可以给医学委员会和检方提供更清晰直观的证据，从更远的角度说，这甚至能改变政策。

　　也同样有医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多伦多大学教授，外科医生TeodorGrantcharov就认可这种方式。他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切实的可以保护医生而且减少医疗事故诉讼的手段。他建立了一个“黑匣子”放在他自己的手术间里，用图像和声音精确的记录手术中患者的情况。迄今为止，Grantcharov已经联合了两家美国医院来运行测试这个技术。他认为，在专业人员的操作下，这样的摄像记录能更好的帮助和保护医生——一方面，如果真的发生了错误，可以利用录像进行学习和改进，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问题，录像能还医院方面一个清白。

　　反对的声音

　　在马萨诸塞州，一项提案将允许由有执照的摄影师到手术间进行拍摄，而这个操作产生的费用将由患者方面负担。但是这项法案遭到了麻省各医院的反对。毕竟，即使不考虑经济纠纷，由非院方认证的外部人员进入手术室所产生的风险本身就不容易评价。

　　一名长期从事医疗事故辩护的律师提出了另一种反对意见，他认为，手术室装上摄像头，侵犯的不仅是患者的隐私，同时侵犯行业隐私，这会导致医疗从业者们时刻感到恐惧，无法自由的讨论患者的状况——因为可能会被记录和曲解。恐怕简单的一句话，到了法庭的辩论中也会把情况复杂化。

　　更多医生则担心一旦如此操作，那些控方律师会剪切录像，误导法庭，使医生背负更多无谓的罪名。同时，拍摄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拍，需要多少不同角度的摄像头，都是需要考虑的复杂问题。医疗行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事故可能发生在手术室中，也可能在其外，那么，是不是从患者入院的一瞬间开始就要进行记录呢？而简单一个角度的摄像头是绝不可能把手术室发生的全部细节给记录下来的，不同的手术还对拍摄角度有着不同的需求，这又该如何是好？

　　也有医生愤怒地表示：“为什么律师、飞行员、药剂师、处刑人……等等等等其他职业不用录像，就我们要被监控！”显然，除了现实意义之外，这样的行为还要考虑是否会伤害医疗人员的职业品格和自尊心。

　　现状

　　在美国，有人提出在手术室装监控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此外，医患之间的保密协议也是需要纳入考虑范围的。手术间发生的医疗程序，属于保密协议的一部分吗，这实在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但是，美国的一些州的立法者已经开始密切关注这个“手术室装摄像头”提案的进展，而最高法院则给予了关于保密协议更改提案的二次机会。在中国，也有声音认为这样做会侵犯患者的隐私权，导致患者产生更多的不满。

　　2005年，美国医学会出台过可以在院内录制视频的政策，用做教育用途，但前提是只能录制有知情权并提前同意的患者。

　　在中国的许多教学医院也有类似政策，甚至入院同意书上就会注明这一点。实际上，患者对手术室摄像的反感也许并没有法律人士想象中那么大。但是，医护们会欢迎手术室装上监控吗？这究竟是一种保护，还是一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