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道教医药文化

道教医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道教的创立而肇始于汉末，形成于魏晋南北朝，在唐宋发展至鼎盛，是我国传统医学中的瑰宝。

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其提取青蒿素的技术环节就受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

青蒿素治疗疟疾药物，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从而与另外二位科学家共同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屠呦呦研究员在青蒿素提取的技术环节受到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在《肘后备急方》卷三“治寒热诸疟方”载有：“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历史渊源

道教医学模式是一种熔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社会治疗和信仰治疗为一炉的综合性医学模式，建立在道教宇宙论、人天观和身心观基础之上。

道教医学是一种宗教医学，是宗教与科学互动的产物。

道教医学的源头可以远溯到原始宗教之巫术医学，而它的直接前身则是秦汉时期的方士医学。由巫医到方士医，再由方士医到道医，这便是道教医学前期孕育和演化的三部曲。

例如，祝由符咒疗法就是对上古时代巫医治病术的继承；其外丹服食术、内丹术则是继承了以往时代服食、内炼养生的理论成果，并经过历代道门中人的大量实践总结而成的。

道教医学理论几乎包容了自上古时代以来的各类医学理论与技术，其却病养生的形式则灵活多样。以养生术为例，诸如行气、导引、存思、辟谷等方术均被纳入。

内修金丹、外修道德

医药的作用是在于治病防病，延长人的寿命，故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和技能是道徒进行“自救”并进而“济人”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修“仙道”必须通“医道”。

行医施药是一种济世利人的“上功”与“大德”，也是长生的一种先决条件，即所谓“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葛洪从道教义理的角度和层次上，深刻阐明了医药在长生成仙、济世救人的修道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为道之人必须兼修医术的主张，得到道门中人的普遍认同。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上清派和灵宝派的相继出现，道教与医学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一时期道教逐渐将医学这一手段运用的重心从“以医传教”转向“借医弘道”。

医道融通

魏晋以来，历代修道而兼通医术者层出不穷。魏晋南北朝时期较著名并且入列《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的道医有封君达、董奉、负局先生、葛仙公、鄞邵、蔡谟、殷仲堪、葛洪、许逊、徐熙、徐秋夫、羊欣、刘涓子、徐嗣伯、顾欢、徐骞、张远游等。

此外，葛洪之妻鲍姑，上清派、茅山宗宗师陶弘景精于针灸、医药和养生术；

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部制药专书———《雷公炮炙论》的作者雷努也是一位道教医家。

这些著名道教医家在传统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葛洪对天花的流行及发病症状的认识，是世界医学史公认的对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及治疗方法的最早记载，它比阿拉伯医生雷撤斯对天花的描述早了500年，在医学史上弥足珍贵。

葛洪关于沙虱病（此病也叫“盖虫病”，是远东地区特有的一种地方性传染病）的认识也比日本的同类记载早了1000多年，在世界医学史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1930年，日本学者经过深入研究证实，正是葛洪所描述的这种沙虱的幼虫———红恙螨将寄生体内的病原体———东方立克次氏注入人体，从而引起了这种急性传染病。

道教医学的成就数不胜数，诸多的道家高人总结的生命智慧都在其中。

在大力提倡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如何汲取道教医学文化营养，并适应时代要求，实在是我们今天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