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抑郁药真的被滥用了吗？

　　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常听到一种论调：“医生开了太多的抗抑郁药”，或“使用抗抑郁药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流行病”。这种观点一般来自针对精神病学界的批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说法是由精神科医生自己提出的。引用ElizabethWurtzel1994年回忆录的题目：我们真的变成所谓的“氟西汀国”了吗？

　　总体上看，我不这么认为。从很多方面来讲，“太多的人在吃抗抑郁药”是一个迷局。所谓迷局，显然并非一个谎言或虚假的事实，它往往有那么一丝真实，但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则并非如此。

　　需要确认的一点是，在某些医疗机构，医生开抗抑郁药往往过于随意，对患者的评估时间很短，有时针对的是一般的压力或日常的悲伤，而非重性抑郁（MDD）。根据我的经验，抗抑郁药在双相障碍患者中也开得太多，此时这些药往往弊大于利，而包括锂盐在内的心境稳定剂更为安全有效。然而，这些事实却被很多问题所掩盖了。

　　比如，媒体经常报道称，最近这些年，抗抑郁剂的使用“增加了400%”，这很可能是真的。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CHS）的数据显示，从1988-1994年到2005-2008年，抗抑郁药在各年龄段中的使用率确实增加了将近400%。事实上，12岁以上的人服用这一类药物的真实比例约为11%；这不是个小数，但达不到“氟西汀国”的程度。另外，抗抑郁药使用的增加也反映了这一类药物在非抑郁症状中的应用，这种用法虽然比较新，但却是合理的，如神经痛、PTSD及惊恐发作，有数种抗抑郁药被FDA批准治疗这些问题。

　　同样有证据显示，一些罹患严重抑郁的个体并未得到足够的治疗。比如，NCHS报告称，14%的非西班牙裔白人正在服用抗抑郁药，很多人正在服用这一类药物。尽管重性抑郁的发病率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上述差异，但我们同样需要，针对不同的种族，医生开药的习惯及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也是不同的。

　　当你面对数字时，你很容易忽略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抗抑郁药的使用亦然：

　　1、抗抑郁药正在做它们应该做的事情吗？（比如，它们在MDD治疗中是否有效？）

　　2、最需要抗抑郁药治疗的人得到治疗了吗？

　　针对抗抑郁药的疗效，大众媒体不乏错误信息。最好的循证学证据显示，与安慰剂相比，抗抑郁药对于中到重度抑郁更为有效。而当我们逐渐移向比较轻的病例时，抗抑郁药相对于安慰剂的疗效很可能会削弱。而且显而易见的是，针对一般的痛苦或每天都会面对的悲伤，使用抗抑郁药既没有必要，也不合适。我们还知道，对于某些患者而言，抗抑郁药可能造成潜在的严重不良反应，因此开药时必须征得患者完全的知情同意。

　　然而，这些药物确实正在飞向某些抑郁症状极轻，以及完全没有精神障碍的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很多抗抑郁药处方是基层医疗的全科医生而非精神科医生开的。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至本世纪初，抗抑郁药的使用似乎集中于那些不太严重、定义不甚明确的精神卫生问题。然而，更新的NCHS数据（2005-2008年）则发现，随着患者自评抑郁症状严重度的升高，抗抑郁药的使用率也呈上升趋势。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当医生正确使用抗抑郁药时所应发生的状况。抗抑郁药所应针对的是重性抑郁，而非一般的压力、悲伤、难过。

　　并且，“抗抑郁药被滥用”还存在一个很基本的问题。精神科医生常被警告：不要在充分检查患者之前下医疗结论。而事实上，如果不知道医生为什么给某位特定患者开抗抑郁药，判断该医生决策错误则显得自作主张。例如，很多来综合医疗机构就诊的抑郁患者可能并不完全满足DSM-5中MDD的诊断标准，但这种阈下抑郁仍可能存在显著的压力及功能损害，而抗抑郁药对这些人也是有用的。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单用心理治疗可能有用，但就现状来看，“话疗”的覆盖范围有限，且可能超出患者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

　　事实上，“故事背后的故事”在于，很多人难以接受到专业的精神科抗抑郁治疗。正如González博士所观察到的，“很少有抑郁的人真正得到了治疗，而得到标准治疗的人更少。”并非抗抑郁药开得太多，而是好的治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