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近视可控，我的孩子就不行？

一．视防控需要多层次、全方位进行

虽然目前近视眼研究前沿中形觉剥夺（比如及时矫正散光，中高度远视）、中央远视性光学离焦（避免近视过矫正）、周边视网膜离焦（角膜塑形、多焦点软镜、减少旁中心离焦镜）；户外活动保护；低浓度阿托品的近视控制等学说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也根据这些理论依据产生了各种近视防控手段。

但归根结底，近视是多因素致病的结果，其发病机制非常复杂，除了“近视防控工具”外，还需要全社会参与，包括：政府的政策支持、教育部门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家长的儿童配合参与。

这就像我们小学的数学应用题：一个水池，一个进水口，几个出水口，一边进水，一边出水，只有进水的速度大于出水的速度，水池才能灌满水。

近视防控出水口多，如果只顾了进水口（近视防控的光学工具），而忽略了堵住出水口（近距用眼环境压力、户外活动不足、基因），近视仍然可能继续进展。

二．群体与个体的近视防控

虽然临床研究认为一些近视防控工具和手段（角膜塑形、多焦点软镜、减少旁中心离焦镜、户外活动、阿托品……）是有效的，但我们得理解什么叫“有效”。

医生们常说的“有效”是指对群体的统计结果：比如100人里有82个人通过这些方法近视得到了控制，这就叫“有效”，但是对于剩下的那18个近视控制效果不好的个体来说，就是100%的“无效”。

我们可以把防控近视手段的有效性看做是一种对群体而言的概率事件，但这些方法在个体确实是有差异的，原因如下：

年龄：近视发生发展有敏感时期，敏感期近视增加会很快。比如9岁和16岁的孩子比，9岁的孩子处于近视发展敏感期，可能不管怎么做近视防控，近视增加也会比16岁（近视发展已经趋于稳定）的不做防控，还随意“毁眼”的孩子快。

近视程度：一些近视防控手段对近视程度的控制效果不同。比如同样在做角膜塑形的两个孩子，一个100度近视，一个400度近视，同样条件下，400度近视的这个孩子近视控制效果会更好。

遗传背景：父母都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情况，孩子近视控制的效果可能就不好。

缺少户外活动和近距工作压力、儿童的依从性：这就像水池的出水口太大，使用再好的近视防控方法（进水口）也无法避免水池的水位不断下降（近视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问：别人家的小孩近视可控，我孩子就不行？——个体差异太大，随意与“别人家的孩子”比较没有科学性。能比较的只能是：自己和自己比。

但是同一个人只能有一个选择，你并不知道选择了某种近视防控手段比“假如”没选择有多少差异。遗憾的是，没有这个假设！

三．近视防控不能用消费者心态来看待

人的生理结构实在太复杂，即使是现代医学手段这么发达，我们也不过是在医学知识的大海边捡到了几个贝壳而已。

近视防控同样如此。所以一个需要做近视防控的孩子一旦交到视光医生手里，二者立即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你在水里，我也在水里，我们的目标都是跟这条激流（近视）搏斗，医生也是希望孩子的近视得到控制的。

但是人们常常会觉得：交了钱就是消费者，是上帝，你就应该给我提供我满意的服务……但是哪里有这么简单呢？近视的孩子，家长有一个“控制近视”的巨大预期（这个预期不可能100%达到），谁能保证用了XXX手段、方法以后，近视度数就一定能控制住或者不增长了呢？

所以，近视防控和看病一样不能用消费者的心态来看待，不能认为交了钱，用了医生推荐的手段就一定要得到某种确定的结果（近视度数不增加）。市场行为活动的基本逻辑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协作，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提供服务者，都是平等的交换和协作。如果我们对这个互相平等的协作机制破坏的话，最后伤害的都是自己。不信任背你过河的医生，最后双方都会受到伤害。——这不就是一个青蛙背蝎子过河的寓言故事吗？

四．我对于近视的看法

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成功与“不近视”如同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要求孩子“成功”，这就意味孩子要放弃玩乐的时间，增加学习时间，其实就是选择了近视。

近视本身是一种生物适应的结果，看近多，自然就近视了。在这个前提下谈近视防控似乎是比较困难的，我们所做的近视防控工作也只是最大化的减少近视的损害，避免孩子成为高度近视而已，完全避免近视是做不到的。

我认为目前建立儿童屈光发育档案进行个体及群体的干预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事情，甚至比各类具体的近视防控手段（角膜塑形、多焦点软镜、减少旁中心离焦镜……）还重要，是我们未来要下大力气做的重点工作。

每个个体的情况都不同，而且个体差异还很大，所以近视防控不能“一刀切”，请家长带孩子到专业的机构做检查和验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