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大原因揭示为什么降低药品价格这么难？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承诺要降低药价赢得了一片欢迎。

各大利益集团激昂疾呼从医院到医生、保险公司、仿制药商再到病人中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在很多方法中，他们似乎都有影响力和资源来应对制药商华而不实的广告活动和游说力。去年，美国医学协会、美国健康保险计划和美国医院协会共花费了超过4500万美元游说国会，几乎是同一时期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的两倍。

相反，国会对降低药物价格做出的努力完全停滞不前。在STAT采访游说者、立法者和国会工作人员时都表示，最有影响力的健康产业巨头们关于如何向前推进显然不同意。每个集团组织都推行自己的优先事项和策略，这种不和谐使得药物价格不可能很快改变。

然而，在没有突出强调时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儿牵强。尽管特朗普总统坚持在竞选和执政时期要求降低药价，然而在其执政的头一年，联邦政府并没有为此做出重大的努力。

当几乎每个主要贸易集团的代表都参与该国的药品价格时—包括AMA，AHIP和AHA，这种混乱局面在最近的国会听证会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花费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佐证，却没有探讨国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最终谈到解决方案时，除了像“提高透明度”这样的行话外，几乎所有的答案都不能与之切合。

那么，为什么医疗健康行业就如何使药物人人可负担得起而不能达成一致呢？

1、医疗卫生游说者在辩护中遇困

当谈到药品定价，尤其是医院、保险公司和药品福利管理者(PBMs)用过去一年的时间抵挡国会对他们的调查，让他们没有多少时间进行反击。

同时，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穿插指出医院、保险公司和PBMs在当前系统中牟取暴利。

药品制造商为诋毁PBMs，并要求其在供应链中扮演的角色更加透明化而做出的努力已被详细记录。华盛顿邮报今年早些时候宣称，制药公司针对这些市场参与者的策略是在努力“发起一场产业战争”。

他们已经开始针对保险公司开展类似的抗议，加强言辞，并支持新的病人群体，该群体谴责高额自付款和定额手续费对消费者而言意味着过高的成本，即使清单价格变化不大。

他们指责医院通过边际成本给药品定价，从中赚取差价，无论是在一般情况下还是特别作为热点340B药物折扣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策略已经成功地转移了立法者的注意力。国会在过去一年中举行了听证会来审视这个涉及到药品成本的“供应链”，为能对价格产生影响的参与设定价格的公司增加了光环。双方的立法者都表示，他们希望在突然采取政策举措之前更好地检查大量的市场参与者。

2、国会没有立即行事

除听证会外，国会实际上并未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来解决药品定价问题。而这种懈怠可能会消退游说者全力支持既定的活动或立法法案的热情。

最好的例子就是所谓的CREATES法案。这是几项获得医院、保险公司、医生和其他许多组织和公司支持的药物价格立法之一，但它在国会的待办事项单上正在受冷落。

该法案与“快速仿制药法案”一样，矛头对准支持者所称的拖延策略，该策略被制药商用来使仿制药竞争者退出市场。如果制药公司拒绝交出样品，该法将会给予那些正当寻求产品样品的仿制药生产商起诉制造商的权利。

这是一项虽小但意义重大的改变，国会预算办估计，这项立法可以在10年内为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其他联邦政府医疗项目节省超过30亿美元。

工业界一直在推动该项立法，尽管没有像其他优先事项那样的紧迫性。许多行业协会以及包括沃尔玛、CVS和AARP在内的其他30多个集团和公司共同组成了一个联盟，以推动这一法案的实施。他们雇佣了也主要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的游说者，2017年花费达44万美元。

截止目前，制药商已经阻止了将这一措施纳入2016年通过的“21世纪治愈法案”或在去年FDA付费法案再授权。他们表示，该法案将削弱对病人的保护，并促使“不值得且浪费的诉讼。”

支持者虽对该法案的向前推进持乐观态度。支持这一尝试的几位游说者，以及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国会大山出现一个势头，即将该措施纳入即将到来的支出计划中，因为它可以帮助抵消一些其他的开支。

3、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优先事项，即使他们同意

即使他们确实同意，例如在CREATE上，健康产业游说者并不总是优先处理同样的问题。有些人2017年更多的时间花费可能集中在废除和替换“平价医疗法”上，而不是药品定价。其他人可能会利用与立法者的会议来为税收抵免辩护。也许有些为首先需要解决其他更重要的药物定价政策而争论。

一名患者拥护者告诉STAT，“当你与这些组织集团一起工作时，他们对政策提案的排名各不相同。他们总有一些想要放在第一位的事宜。因此，这不仅要找到你可以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而且还要找到你首要想做的解决方案。”

那么，制药商呢？定价是他们最关心的。

病人团体（PatientsforAffordableDrugs）创始人DavidMitchel说道，对于制药公司来说，药品定价是他们的头等大事。其余所有集团都有自己的头等大事，药价并不是头等大事。

4、所有主要参与者都与现状有一定的利害关系

学术界对于缺乏共识，以及声称对降低药价感兴趣的医疗健康集团缺乏齐心协力有另一种解释——即他们都从当前的体系中得到益处。

根据MemorialSloanKettering卫生政策和成果中心的主任PeterBach的说法，医院为住院的病人支付更多的药物费用，但反过来，至少有一些机构部门从门诊服务和专门药房的药品报销中获益。如果清单价格较高，药品福利管理者也从中赚取更多的回扣。如果医生给予特定患者更昂贵的药物，在医疗保险规则下医生也会赚很多钱。

5、没有新科技

一些行业协会的官员认为，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类似CREATES这样的政策得到支持，接着转向其他小问题，或许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

同样，立法者也说没有人可以解决。

Mitchell与代表仿制药制造商的美国普享药协会(AssociationforAccessibleMedicines)发言人一起，指出在小而有针对性的政策下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将会阻止品牌制药商“对系统进行博弈”。他们也都注意到，新任命的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长AlexAzar也是一位前医药公司高管，其在听证会期间发声表示支持这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