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重症支气管哮喘疾病负担与临床表型的研究

　　目前研究表明，虽然大多数支气管哮喘(以下简称哮喘)患者经现有药物治疗后可达到良好控制，但仍有约5%～10%患者治疗困难，即使使用高剂量吸入性糖皮质激素(以下简称激素)及多种药物联合治疗，甚至全身激素治疗后仍表现为"未控制"的哮喘，即为"重症哮喘"[1]。

　　一、重症哮喘的疾病负担

　　我国重症哮喘的疾病负担相关数据十分缺乏。目前最新最大规模的全国成人哮喘流行病学调查为2010年的全国哮喘患病及发病危险因素的流行病学调查(ChinaAsthmaandRiskfactorsEpidemiologicinvestigationstudy，CARE)研究，覆盖我国北京市、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河南省、广东省、四川省和陕西省8个省市14岁以上人群。我国14岁以上人群哮喘患病率为1.24%[2]，重症哮喘占哮喘人群的5.99%[3]。此外，全国儿科哮喘协作组2010年进行了第三次中国城市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覆盖我国27个省或自治区、4个直辖市等43个城市城区0～14岁儿童。我国14岁以下城区儿童哮喘患病率为3.02%[4]，但未提及重症哮喘患儿的比例。

　　重症哮喘患者病情复杂，迁延不愈，症状波动大，用药级别高，其急诊就诊率和住院率分别为轻度、中度哮喘患者的15倍和20倍，以致其治疗成本远高于普通哮喘患者。CARE调查显示，在既往1年中，因哮喘加重住院率为22.62%(460/2034)，因哮喘急诊就诊率为26.99%(549/2034)[2]，由此可见我国哮喘患者的急诊就医率和住院率仍然较高。但目前尚无我国重症哮喘急诊就诊率和住院率的统计数据。

　　哮喘治疗费用相关研究仅2015年的"我国城区哮喘急性发作住院患者费用及相关情况回顾性调查"研究有所涉及，相关数据仍未发表，该研究覆盖全国30个省市。另外，重症哮喘导致误学误工、影响社会功能、增加病死率等所导致的社会间接经济损失与疾病负担，目前尚无研究涉及。

　　总之，新的、覆盖更广大人群、更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仍有待进行。应完成哮喘，特别是重症哮喘的疾病负担相关研究，为国家决策层提供可靠数据，为改善疾病控制、减轻疾病负担打下基础。

　　二、重视重症哮喘的临床表型研究

　　所谓重症哮喘的表型即可观察到患者的各种临床特征，这些特征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复杂的病理生理学改变的外在表现。目前重症哮喘临床表型的概念仍缺乏确切的定义及统一标准。依据患者临床表现，结合病理生理学、影像学等特征，提出以下五种可能的临床表型，早发过敏性哮喘、晚发持续嗜酸性粒细胞炎症哮喘、频繁急性发作的哮喘、持续存在气流受限的哮喘及肥胖相关重症哮喘。通过询问发病年龄、合并症、致病及疾病加重因素、计算BMI、检测气道嗜酸性粒细胞水平、评估变应性及Th2型炎性标志物水平以区别重症哮喘的不同表型，有助于预测患者对不同治疗的反应。

　　随着新的治疗药物和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抗IgE单抗、抗IL－5单抗、抗IL－13单抗、抗IL－4单抗等Th2相关生物靶向药物、抗IL－17单抗等Th17相关生物靶向药物、p38MAPK抑制剂等激素增敏剂及非药物治疗技术——支气管热成形术等，逐渐被广大临床医生所熟悉，并成为进一步控制重症哮喘的有效方法。在应用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发现，同一种治疗方法对具有不同临床特征的重症哮喘患者疗效上存在较大差异。根据临床表型选择更适合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可使治疗获益最大化，这对价格昂贵的生物靶向药物或支气管热成形术尤为重要。

　　重症哮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复杂的病理生理改变，其发生、发展、预后和转归尚有诸多未阐明。重症哮喘临床表型相关研究目前仍较为缺乏。重症哮喘防治的研究应作为我国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应通过协作研究获得我国重症哮喘的临床特征、控制水平及疾病负担基线数据，探讨重症哮喘发生的危险因素，开展重症哮喘的临床表型研究，提出可用于诊断和分型的生物标志物，建立重症哮喘的诊断和评估流程，探索综合治疗为基础的基于表型的包括生物靶向治疗和支气管热成形术等个体化治疗方案，获得提高哮喘控制水平、改善患者生命质量、降低疾病负担的循证医学证据，为我国重症哮喘采取精准治疗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