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界峰会 | “悲观者”冯唐：在公立医院做10年 我也可能变成院长的样子

　　6月16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健康界传媒、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主办，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特别支持的健康界2017熵量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在主题为“社会办医格局新论”的圆桌论坛中，中信资本高级董事总经理冯唐作为最后一个发言者，再次一鸣惊人。健康界特对其发言内容稍加编辑，以飨诸位，仅供探讨交流。

　　社会办医的整体环境不容乐观，就像黎明前的黑暗，但距离黎明还有多长时间？一定都不知道。

　　第一个感慨，今年是协和医科大学创建100年。100年前，按道理来说应该比现在还黑暗，因为是满清刚刚结束，还是外国人建立起来的，现在总应该比那时候好一点。

　　但是纵观这100年，协和还是中国最好的医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没有任何一家像点样子的、在学科里面能排到前三的医院冒出来。

　　第二个感慨，1990年-1998年之间我本硕博连读，毕业后一天医生都没做就离开了，到现在快20年了，这个感慨是什么呢？我基本没觉得现在的状态跟那个时候有本质的改变。医院的院长还是那个样子，如果不是变得更差了。医生素质明显比以前低了，非常简单，招生的学生明显分数线是低了，百分之八九十的好大夫、大大夫，不想让他们的学生、他们的孩子再继续当医生。

　　第三个感慨，和2010年相比，那时候我刚开始系统地筹划做医疗集团，也是在2011年10月20日创建了华润医疗集团。相对于协和、301、北医等官办和军办的医院，现在的医改环境所给予社会资本的空间，无论是国资的还是纯民营的，都比七八年前小得多。所以，这三个感慨下来，我自己总体大方向是持悲观态度的。

　　跳出这些感慨，即便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质量的医疗服务也不存在。我们可以跟很多专家争论这个结论。假设我说的是对的，要解决有质量、有服务的医疗，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无非需要三个根本条件：让不让干、有没有动力干、有没有能力干。这三个条件几乎缺一不可，现在最缺的其实是让不让你干的问题，这是根本上的体制机制问题。

　　对于医疗，有几个核心问题。

　　一是医生到底是不是自由的个体？他应该是单位的人还应该是个体的人？如果你认为他是单位的人，医生是不能流动的，医生没有权利离开单位做任何事情，这是主流思想。但是反过来看，你发给医生行医执照，给他这么长时间的培训，他就应该有足够的能力，至少比所谓的监管部门有能力判断怎么对病人更好。所以医生到底是不是自由的？这件事都没有公开讨论过。

　　二是医疗是不是一个行业？是不是一个产业？还是只是一份公益？如果大家认为它是公益，有些国家是收支两条线，全把它当做公益来看，国家全包。可是中国能不能包得住？能不能包得了？

　　我们不妨问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财政每年花在医疗上的费用占整个国家总费用的比重到底是多少？多少是由财政负担的？第二个数字是医生的工资是多少?实际收入都是医院发的？第三个数字是哪怕每一个患者看一次病，自掏腰包的钱占整个账单的比例是多少？

　　粗略算一下这些数字就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慈善还是一个行业，到底应该是纯公益还是要相对分清楚公益和行业。简单地说，我们一直在回避医疗其实是具有双重属性的问题。第一重属性是医疗保障，另外一重属性是医疗消费。

　　三是市场作为一种运营机制，到底在医疗行业应该将其放在什么位置？是充分否定还是充分肯定？怎么肯定？如果你把社会资本总是安排在差余补缺的位置，总是作小服低的状态，你会发现公立三甲医院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用很诡异的方式做工作。

　　如果在公立医院做10年，我也可能变成公立医院院长的样子。人类存在三类：男人、女人、公立医院院长。这不是他们自己本人的问题，是刚才说的一系列体制机制的问题。

　　如果让社会资本总是盖大楼，做增量，总是从最偏远的地方做起，我想社会资本总是做不出任何样子。针对医联体，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一个伪概念，实现的可能接近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