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波：从儿科困境想到的

　　中国医生的问题是医改的重要问题！医改多年了，之所以抓襟见肘迟迟不凑效，其根源就是没有解决医生的问题！而医生的问题，根本在于医生的知识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并且医生难以流动，只有在大医院才可能生存得“像样”些，这样的生存状态使人味如嚼蜡。

　　医生只能在大医院才有“凝聚力”，这完全是制度使然，也是市场导向。中国儿科医生紧缺的问题比很多国家都严重，其原因却是大相径庭。

　　我国每千人口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36人，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为每千人1.46)，当前儿科医生可谓“珍稀动物”。本来就稀缺的专业，比其他专科的任务和压力都重，加之社会对儿科医护人员的不理解以及偏见，致使儿科专业的发展有傲立冰峰之悲壮！

　　当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没有有效的办法去解决，而是试图用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救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文对儿科的“冷门”专业实行降分准入政策。虽说是通过加试加分，但其实际意义是给“落榜者”一条“绿色通道”——“降分”录取。表面看是政策优惠，而实际是政策歧视。因此，政策一出即引起医疗界和社会的广泛争议，对正在儿科工作的医护人员也产生了不良影响，甚至造成心理打击，使他们的敬业度和专业精神一下子掉进冰谷。这一政策也将使后来者认为，儿科不是精英要去的地方，而是医生专业的最后选择。有人打趣道，以后儿科医生的自我介绍得着重强调——我是2015年以前的儿科医生。无疑，这种政策决定欠缺了对专业的尊重，后续将带来一系列的信任问题。如今，系统与政策的缺陷与错误导致广州中山三院不得不贴出“温馨告示”：“凌晨起，急诊儿科暂停服务（危重症除外）。”

　　近两年，尤其是今年，医学生招生遇到前所未有的冷遇，众多高分学子不愿从医。相比整个外部世界，这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以香港地区为例，长期以来，香港的高考状元大多倾向于填报医科，除了医科自身“自由职业”、收入高和工作稳定的特点之外，最主要的是整个社会尊重医生这个职业，愿意去学的都是考生中的佼佼者。在往年，特别是内地恢复高考后的几年，报考医科的都是高分人群，都是最顶尖的学生。

　　作为一门以生命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论中外，医学教育均被视为“精英教育”。我觉得与其说是精英教育，不如说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一种精英教育的环境。高分是否意味着精英，低分是否就意味着低能？这还要看今后培养出来的结果。进校前，只能说有些专业，成绩好的才能进入，成绩不好的，根本连进入的机会都没有。成绩好只是医学生入门第一步。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医学教育是逐步从精英教育走向“机会教育”的。因为一开始，并不是高分者的第一选择，给次高分者机会；当读完高至天花板的书后，再进行规范化培训与考试；考完之后，并不是根据自己的理想选择专业，而是根据行医过程中“附加值”多寡来选择，形成了“低分者”被迫选择冷门专业。一切都在机会中选择。假如中国考生高分者望医却步，导致从医的门槛低很多时，何来精英之说？社会如此看待医生这个职业已经令人感慨了，现在连卫生部门也对自己的医生如此失去信心，其心可悲矣！

　　对于解决儿科医生缺乏的问题，我有两个建议。一是从招生就开始“计划”未来需求量。各专业根据社会的需求设定年度需求量向社会招聘，所有专业单列考试，让考生试前选择。既可以避免歧视，又可以使考生根据供需与爱好来选择。如果考完再选择，通过降分的方式“处理”无人报考的专业，则必定会使冷门专业雪上加霜。二是通过提高短线专业的最低工资或服务价格来吸引医生的扩充。尤其儿科，其“创收”能力不如其他专业，更多的是用时间和技能对待患者。

　　表面上，儿科医生的现状是因为医生不足所造成，而实际上，在今后的公立医院改革中，这种现象不仅会出现在儿科，其他科别也将受“环境”的改变而波及。我们也注意到，某些医院主动关掉周末门诊，源于“引导患者到基层”——这是医改主张；有的医院关掉假日门诊，则是从经营效益考虑，因为辅助门诊的其他科室会得不偿失。不管出发点如何，医生的身心健康、医疗安全也是要考虑到的，医生多点执业也将影响医生的多向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