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药能解看病难、看病贵？

　　这几年我们始终在讨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围绕这个问题，卫计委这几年一直在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如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促进医院成立医联体，大医院带动小医疗；建设分级诊疗制度和双向转诊制度；取消药品加成销售；设立医事服务费替代药品加成（15%）；增加政府给予医疗服务补贴等，然而这一系列措施似乎未能奏效。

　　就拿取消药品加成来说吧，其本意是通过降低药价，一方面让利于患者，另一方面抑制医院将处方药销售作为盈利核心，避免医生乱开大处方。但此举在减少医院药品销售收入的同时，却没能真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看病难问题核心优质医疗资源匮乏。

　　现象：患者很难在居住地区或城市得到相应的医疗服务，或者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较差，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患者喜欢跑到大城市的大型三甲医疗机构寻求医疗服务，造成大型三甲医疗机构到处是患者，甚至连挂号都非常困难。

　　看病贵问题核心患者到医院看病的成本过高。

　　现象：患者很难在居住地区或城市得到相应的医疗服务，或者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较差，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患者喜欢跑到大城市的大型三甲医疗机构寻求医疗服务，造成大型三甲医疗机构到处是患者，甚至连挂号都非常困难。

　　试点医院患者增加，看病更加难

　　诊疗费用蹭蹭上涨，看病还是贵

　　北京地区5家试点医院针对取消药品加成采取的做法是：以医事服务费替代药品加成，按照医生的不同级别收取42元、60元、80元和100元不等的医事服务费，患者看病挂号时有40元的补助，由北京地方政府财政拨款给予补贴，其余的由患者自己支付。这种方式只补偿了医生，却极大地挫伤了药师群体的积极性——药师的劳动收益从哪里体现？药剂科负责药品储存和物流的成本又从哪里获得？最关键的是，这些大型公立医院试点取消药品加成后，比社区医院、乡镇医院有着更多价格和服务上的优势。因此，凡参与试点的三甲医院普通号比以往更加“紧俏”，甚至吸引了一些原本在社区医院开药的慢性病患者。说到底，这场改革的结果是：试点医院患者明显增加，附近的社区医院“更加冷清”，看病更加难了。

　　北京三年前开始试点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到今年底，全国将有100家城市公立医院参与试点。调查显示，试点推行后，本地医保患者用药费用略有下降，但诊疗费和检查费上涨，患者的实际负担并未明显减轻。跨省医保患者门诊医疗基本全自费，总体看病仍是一个“贵”字。

　　政府筹资渠道有限，参照国际做法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呼唤自由执业

　　取消药品加成后，官方指导意见称，减少的这部分药品收入可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增加政府补助、降低医院运行成本等得到弥补。然而调查显示，目前成效并不明显。

　　近年来我国政府投入总量和比例均有明显提升，但总体仍然不足。原因是政府公共筹资比例偏低，筹资体系建设尚不健全。关于这一点，其实国际上不乏可资借鉴的做法：一般筹资可通过一些与身体健康相关的税收项目（如香烟税、污染税）获取，政府指定这部分税收直接划入政府支付医疗服务和药师服务的费用中；医保部门也会与制药企业谈判，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以支持药师参与药物治疗管理服务。

　　然而，即便解决了政府筹资渠道问题，看病难和看病贵很可能依然得不到缓解，原因在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我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大型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尽管投入不少，但高素质的医师不愿到基层服务，这是政策倾向、薪酬制度不到位、过度强调医院的学术地位造成的，因此建立全科医师自由执业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优质资源倾斜社区，看病不再难

　　鼓励药师发挥作用，节省医保费

　　要想解决看病难，首先要让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流向社区基层医疗服务中心，真正服务于民众，把稳定型的慢病患者留在社区；在此基础上，还要运用经济杠杆分流患者，即三甲医院收取高挂号费（且完全自费），社区基层医疗收取低挂号费。如此一来，只有那些患医疗重病和疑难疾病的患者才会流向三甲医院，而那些稳定型、已确诊的慢病患者、小病患者及初次发病的患者自然分流到社区基层医疗就诊。

　　要想解决看病贵，则需要充分发挥社区药房药师的临床职能，让药师真正作为医疗团队的重要成员，与社区基层医疗相互合作，并肩作战，参与患者疾病的药物治疗过程管理。社区药房药师可协助医生监护患者用药，评估药物疗效，监测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建立患者用药监护计划，对慢病患者进行随访评估，帮助发现和解决患者的药物治疗问题。慢病患者在服用药物出现问题时，找到社区药师就可以解答疑难，而不用浪费医院的资源。同时，社区药房的药师还可帮助医保审核医生处方，尽力杜绝不合理用药，为医保节省不必要的费用。

　　只有真正把以上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才有可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