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该打”偏激源于社会心态失衡
摘要:在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里,信任只限于血亲之中;在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里,信任会超越血缘关系。当前的社会信任困境,主要表现为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
近日,江苏泰州市人民医院外科医生刘宇在急诊室内值班,遭前来就诊的男子汤某殴打八拳,造成鼻骨骨折、脑出血等伤害。虽然打人者违法事实确凿,但在一则以“汤某爱人”身份发布的网帖中,网友竟一边倒站在打人者一方,甚至有人说打人者“仅仅是做了一件大家都会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情”。
在传统社会,医生是最受人尊重、信任的职业之一。然而,在医疗市场化过程中,医药不分家带来的“以药养医”、大处方等乱象,医疗市场监管不力带来的假药横行、医托作祟,给医患关系抹上了阴影。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健康诉求越来越强烈,求医问药的过程却充满了无奈和艰辛,一些非理性的患者便将怨气发泄到医护人员身上。“医生该打”的偏激情绪背后,有着社会变迁的集成影像。
“医生该打”尽管偏执,也是一种利益诉求。医疗领域腐败的利益输送,医务人员医德失守,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患者身上,最终加剧“看病难”、“看病贵”,让老百姓“等不及”、“伤不起”。只不过,作为一种错乱的利益表达,“医生该打”不仅存在认知上的短板和误区,更是暴戾心态的极端呈现。
在不少老百姓心目中,都存在着一种“技术依赖症”,即“没有看不好的疾病,只有医术不高明的医生”。这种偏差的价值判断,既源于专业知识的缺失,也源于媒体对医术的过度宣传甚至失实报道。一旦在求医问药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人们就会先入为主地进行“恶意的揣测”——对医务人员的医术、医德进行叩问,却忽视了医疗行业本身的风险。
在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里,信任只限于血亲之中;在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里,信任会超越血缘关系。当前的社会信任困境,主要表现为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对于患者家属来说,医务人员原本只是陌生人,社会信任的存量本来就不高,医疗事故进一步加剧信任的流失。“丑闻思维”的大行其道,让一种近乎变态的不信任弥漫在医患之间;稍有摩擦,就可能会引发冲突。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夏学銮所言,多元的时代主体,决定多元的社会心态。作为当下中国八种不良社会心态之一,暴戾在本质上是炫耀武力。暴戾情绪的弥漫,让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暴力的受害者。建设法治中国,必须要对“医生该打”的暴戾心态进行约束和引导,给其戴上“紧箍咒”。
医生和患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一旦处于对立、对抗的两极,最终只会两败俱伤。“医生该打”看似快意恩仇,实际上却是一种角色失范和权利越位,损伤了医务人员基本的权利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