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年抗争慢乙肝，如何立于不败之地的亲身经验！

       1979年初，我已是一个27岁的大小伙子，插队农村十年，刚刚上调到船上工作，朝气蓬勃，活力四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只是不能适应水上摇晃、颠波的环境，整日昏昏沉沉，愈吐难耐，仅四个月时间，就感到全身乏力，忌油腻，泛恶心，出现了典型的肝炎病症状，可那时不懂啊，继续工作，虽然辛苦，但再辛苦也没有农村劳动强度大啊，坚持就是胜利，又在同事们邀请下喝了几次小酒。船在水上漂泊，也看不到医生，靠港以后，再去就诊已经是多少天以后的事情了，住进医院，黄疸高达150，转氨酶倒是不高，只有500多一点，诊断为亚急性暴发性乙型肝炎，生命垂危，下了病危通知书，那时的医疗条件有限，没有高压氧仓，没有输血，连一次血浆也没有输过。

　　躺在床上（重症病区），仰望天空，身边的肝友一个个离开人世，嚎啕声、哭泣声让我万念俱灰，心如止水，默默地等待死神地牵手，只是心有不甘，我还年轻，只有27岁啊！

　　一个多月后，奇迹出现了，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我挺过来了，黄疸、转氨酶开始下降，医生一再嘱咐，不能受凉感冒，一旦发烧，神仙也救不了你了。当黄疸降至15时（那时的指标6及6以下为正常），我有点忘乎所以了，住院以来第一次洗脚（严冬却没有暖气），结果受了一点小凉，微热（在38度以下），这下不得了了，不仅黄疸下不来，转氨酶又上去了，折腾来，折腾去，一会儿被拖进鬼门关，一会儿又被拉了出来，又三个多月过去，直到春节前二天才办理了出院手续。屈指算来，从1979年8月一直住到1980年2月共计五个多月的时间，亚急性乙肝也转为了慢性乙肝。

　　教训深刻啊！不听医生的叮嘱，差点让我小命难保！

　　旧病复发，慢乙肝的长征路

　　出院后，我又病休了三年多，此后，结婚、生子、工作（调离了原单位），一切都像正常人一样，痊愈了。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自学考试，并获得大专文凭。如果继续这样平静地生活，我的身体可能到现在还很健康，无需打针、吃药、抗病毒。但在1989年底的时候，领导提拔我当了个小干部，当干部很辛苦。

　　如果身体好好的，不会有问题，偏偏我是患过严重乙肝的人，就不能那么劳累了，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1991年初，我就累得肝炎病复发了。从此以后，没有好日子了，转氨酶持续高涨，不论使用什么药物都降不下来，那时没有抗病毒治疗，只能用联苯双脂，联苯双脂又不能长期服用，只要一停药，转氨酶立刻跳上来，反反复复，好好坏坏，再住院，再休息，几乎没有完整地上过一年班，浪费了太多的大好年华，这样的状况，直到抗病毒治疗以后方才结束。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在提拔当小干部的时候，能有自知之明，向领导说明情况，解释清楚，也许情况就会好许多，不仅可以节省大量医药费，做更多的工作，还能让自己的病情不至于恶化至此。

　　坚持规范化抗病毒治疗，希望曙光就在前方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抗病毒药物的一代代陆续问世，现在患上乙肝的朋友比我当年不知要“幸福”多少倍，只要关注了“肝博士”这类公众号，科普文章、专家指导、肝友案例等就能轻易看到。

　　此前由于对于慢乙肝的无知，没有进行规范化的治疗让我患上了肝硬化，虽然我相信科学，相信医生，坚持遵循医嘱，每天一粒拉米夫定，从未停止漏服，不过2011年，病毒还是变异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经分析，原来，一是拉米夫定的耐药率较高，二是平时工作中过度劳累，慢慢地乙肝病毒就变异了。正如广西中医药大学一附院邱华副主任所言：“病毒的耐药发生实际是病毒、药物及人体免疫功能三者共同作用的一个结局。”所以，医生反复强调，肝友一定要有自律性。

　　后来，我按照医生的要求，加服一粒阿德福韦旨，六年来，我不停服，不漏服，严格遵医嘱，准点起床，按时睡觉，饮食规律，营养均衡，适量运动，决不劳累。但是阿德福韦旨对肾功能有一些影响，加上我已65岁，肾功能也不是太好，出现了低血磷（只有五十几）、蛋白尿﹢﹢，医生又为我换了恩替卡韦，三个月后检查，肝功能正常了，病毒量也降低了，对肾功能的影响也减轻了。可惜恩替卡韦这种强效低耐药的抗病毒药出现得晚，要是早点问世，我肯定会优先选择它作为抗病毒药物，我的病情肯定也能得到更好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