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发明的Drug，与中国人发明的“药”一样吗？

　　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医学，也发明了药物。可是，西方人发明的Drug，与中国人发明的“药”内涵一样吗？下面这篇文章，作者从两者的本义、应用、发展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一起去看看吧～～

　　Drug在英语中的语义解是“amedicineormaterialusedformakingmedicines”。在历史上，古希腊人很早就知道许多植物可以作为Drug使用，那时的一些神学家、医生或植物学家也都写了许多关于草药的书籍，但稍微浏览一下那段历史就可以发现，有许多可作为Drug使用的植物被赋予了神奇的寓意，飞翔的曼陀罗、玫瑰和阴兰的魅影、芳香疗法等，都与刺激精神的愉悦和消除躯体的疼痛有关。因为自一开始西方人就意识到了Drug的Substance属性，所以，在Drug的发展史上，有许多Drug是被用化学的方法合成的，尽管他们也很早认识到了植物可以作为Drug使用，但就像“从罂粟汁到吗啡”那样，植物中的许多Drug被提取分离出来。所以，西方人发明的Drug一直是化学性的，它跟随着化学技术的发展而成长。

　　与Drug不同，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药”是有食性的，并且更多地具有草木的特质。这种特质不仅形象地体现在“药”的字形构造和语义中，而且也深刻地印在关于“药”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中。虽然中国人在很远古的时代就在采食植物和狩猎过程中意识到了植物的药用作用，但却又不像西方人那样把人那些最为本性的东西放在Drug中，从而在Drug的语义中显示出浓浓地刺激人本性欲望的幻想。也许他们在“尝百草”而识药的过程中付出了许多遇毒而死的悲壮代价，因此才远在西周时期就有了“聚毒药以供医事”的经验。有关中药的史学研究一般都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是成书于东汉末年的《神农本草经》。从那时以来，大凡历代学者著录关于“药”的书籍都称“本草”。仅由“神农”和“本草”，也足可见“药”与食物和草木的原本联系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

　　“药”的食性和草木特质不仅凝固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而且也体现在“药”的使用方法上。从今以往，他们没有走过“从罂粟汁到吗啡”的道路，无论是服一味药，还是用一个按照医理治则配伍起来的复方，也无论是煮汤，抑或制作丸散，都像食物一样，把那些草木一轱辘地吃下去。在他们看来，人和草木是有生命的，人的疾病和药用草木当然也都是有生命属性的，于是，他们发现了人的疾病属性和药用草木的生命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像植物的可食性和机体的生命属性之间的那种关系一样。于是，他们把“四性五味”“升降浮沉”和“归经”这样的生命特质融在药用草木中，将每一味“药”的这些特质从与疾病生命属性的相互关系中表述出来。因而，中国人发明的“药”是生物性的，它跟随着在今天看来是很有生物学意味的中医学理论的发展而成长。

　　在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上，基于Drug的化学性，西方的药物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也许是从Drug和“药”的差异中在心底深深地感到了一种文化和科技的失落，近代中国人也把原本属于Drug的那些化学性的东西赋予具有浓厚草木特质的“药”中，从中发现了许多像Drug一样的药用化合物或先导化合物。这些研究使中西方的药物学家同时认识到，由古中国人以“尝百草”“聚毒药”的生命代价和人种药理学成本发现的那些药用草木给今天药物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能够发现许多新的药用化合物或先导化合物的巨大的组合化学库，从中筛选新的Drug会更快、更经济和更有效，随之，在现代，“药”在与Drug化学性的基础上和比较中得到了隆重的“礼遇”，这为中国人所进行的传统“本草”研究增添上了一个现代的光环，也使我们今天继续研究那些“本草”的人为之感到骄傲。

　　人的念想就是如此，因为失落，所以渴望得到，得到了，新的失落又常常油然而生。人们关于“药”的研究念想也是如此。当近代中国人把“药”的草木特质使用化学的观念和方法加以改变的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这种研究道路却离“药”赖以成长的中医学理论越来越远，而在另一方面，生命科学在分子水平的发展又使人们看到，存在于生命中的生物分子和合成的在生命中不存在的化学分子在生命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模式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在于和生命状态相关的代谢修饰，而后者却是毫无顾忌的环节“开关”。这使我们想到，对于“药”的研究，在基于Drug的化学性之外，从其生物性角度（比如草木生命与动物生命在进化中建立起来的亲缘关系）的生物药学和营养药学研究，可能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