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高新生物技术滥用缺法律约束

日内瓦时间12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TedrosAdhanom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基因编辑不能在没有清晰的指南条件下实施，世卫组织正在组织专家研究基因编辑的健康影响，对此需要“非常、非常小心”。当下，全球对基因编辑用于人体试验，普遍缺乏强有力约束。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对高新生物技术临床应用，最高级别的规范性文件，仅为一部行政法规，法制约束力有待提升。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如果把所有的责任均指向某个人，是不客观的，是不公平的，也是于事无补的。为了从根本上杜绝高新生物技术滥用，预防其危害，必须从社会层面深刻反思。

回顾我国高新生物科技临床应用二十年的历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是全社会长期滥用新技术的结果。

我们弱于创造技术，却强于技术滥用：从器官移植到干细胞疗法，从免疫疗法到手术机器人，从试管婴儿到基因编辑，有哪项临床新技术不被滥用过？

器官移植技术滥用，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推高了医疗收费，制造了无数因病返贫家庭。

干细胞疗法滥用，使顽疾患者雪上加霜，很多人掏空了钱包，还有的人“原因不明”地死了。

免疫疗法滥用，制造了尽人皆知的“魏则西事件”。

是全社会正视技术滥用的时候了。

改变急功近利的恶习，是全社会的责任：政府重产业发展轻科学监管；学界重硬科技轻人文社科；医院重技术应用轻伦理调整；技术人员重名利轻道义；全社会浮燥、轻狂、追名逐利、红尘滚滚，长期缺乏深刻反思。

文化先进国家（地区）基于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关怀，对责任道义的坚守坚持，对弱势群体的尊重保护，无不重视生物（医学）技术立法，无不重视这一领域的良法善治。

英国自1961年以来，颁发了多项关于生物技术的立法。

《人体组织法》(HumanTissueAct1961)，1985年《代孕协议法》（SurrogacyArrangementsAct1985），1989年《人体器官移植法》（OrgansTransplantAct1989）、1990年《人工授精和胚胎学法》(HumanFertilizationandEmbryologyAct1990)，1998年《数据保护法》（TheDataProtectionAct1998），2001年《人类生殖克隆法》（HumanReproductiveCloningAct2001），2003年《人工授精和胚胎学(已故父亲)法》(HumanFertilizationandEmbryology(DeceasedFathers)Act2003)，2003年《妇女生殖阻断(毁损)法》(FemaleGenitalMutilationAct2003)，2004年《人体组织法》(HumanTissueAct2004)，2008年《人工授精和胚胎学法》，这些法规规范着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活动。

至于英国与生物技术相关的案例法、行政法规、技术应用指南、伦理审查程序，更是不胜枚举。

英国如此，法国、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莫不如此。

相比之下，国内关于生物技术相应的法律法规机制还存在很大改进空间。

对于高新生物技术临床应用的法制调整，我国目前最高级别的规范性文件，只是一部行政法规——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其他方面，有的仅仅是一些部委发布的伦理规范，例如2001年原国家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3年国家科技部和原卫生部发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的审查办法》。

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卫生健康基本（立）法应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鉴于《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二审稿》对此问题尚无有力度的回应，建议该法《草案》增加一条：“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高新技术的临床应用，必须依法定程序通过伦理审查。未通过伦理审查的，不得实施。”笔者建议，应该将这条规定融入到相关的法律责任之中，以强有力的法治推动生命健康伦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