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多点执业：商业T台秀or政府扶贫工程？

　　话题导读:本月起广东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多点执业已有多种模式，但是仍面临困惑多点执业医生犹豫“跳不跳”患者担忧“看病贵”。高端民营医院争抢“名医”，医院愿“放人”吗？院方强调：需保障医院的本职工作。患者则追问：会不会变成高价看病呢？在这个社会，针对多点执业，出现了不一样的理解。一种扶贫的政府希望工程，无偿支援落后地区的医疗建设？这是很多卫生管理者的看法，官员们热衷于鼓励大医院医生到基层去多点执业。一项关于多点执业的去向统计显示，来自大医院的医生，到同类医院去执业的比较少，大体在6.7%，到基层去多点执业的占到了76.2%。官方最后的结论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一种允许乃至鼓励医生赚外快的政策？这是另一种看法。高端民营医院们纷纷像医者们抛来合作绣球，意欲合作。一个特需号从数百元乃至到数千元价格不等，多点执业变成一场商业T台秀，这种诱惑历史罕见。多点执业究竟是走出去发展个体经济的商业机会？还是像卫生管理者宣传的那样，那是一场扶贫运动。如果是扶贫，那意味着公益，是没有办法增加收入的。相信在自己医院加班同等的时间，收益不比到基层医疗多点执业扶贫差。

　　思想困惑必然会造成行动困惑

　　谁都不知道多点执业的方向性，也搞不清楚它的边界，这种思想困惑造成了行动上的困惑。有很多医者对此心生恐惧，偷偷摸摸去搞多点执业。在这条新闻中，一位医生直言不讳：“我拿着医院的工资，享受着医院提供的各种福利，但却同时在为别的医院服务，院方能没有意见吗？”他担心，毕竟自己待遇的提高、晋升等都还要靠医院，而一旦给院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就有可能会影响到职业晋升。当然，最大的麻烦是院长们的态度，思想困惑的管理者会给医生多点执业设限严管，现在这种管理思维比比皆是。当院长们眼里，多点执业成为一项上级摊派下来的扶贫政治任务，施以这种一刀切的管理。对医生们而言，很多时候，多点执业变成了一种情不愿心不甘的负担。不客气地说，现在的公立医院就属于公益性机构，医生们每天都在做公益劳动价值低于劳动成本。如果下班后，还要休息个人时间去继续公益，那么当然会因此失去对这种活动的兴趣和热情。没错，目前到基层去多点执业的占到了76.2%，看似大好形势一片，但它如果建立在强压和摊派的性质上，重数量不保质量，变成一种形式化的政绩工程。那么，即使数字再漂亮又有什么意义？按照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全省有22.9万名医师（含助理医师），2010年起广东率先启动医生多点执业试点，至今全省办理医师多点执业手续的仅12275人次。这还是在多点执业改革跨步最大的地区，别的地方，数字恐怕更要难看。“更宽松的新政给了一些鼓励，但因为要顾虑的东西实在太多，更多人会选择在’门外’观望。”听听这种很有代表性的医者心声。对公立医院编制医生而言，“顾虑的东西实在太多”主要指的是什么？就是医院领导们对此的看法。领导没真正意义上的松口，谁敢去干这样的事情？当然，接近退休年龄，逐渐退居二线的医者们例外。

　　“就医者”为何会反对多点执业？

　　公共舆论平台上，一些代表民意的声音反对医生多点执业。而针对这些反对者，医疗界往往会听不进这种异样的声音，认为这是在阻挠改革的前进步伐。如果说这些观点代表的是相当一部分就医者的意见，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为何会反对多点执业？或许，只有屁股坐到这些就医者的位置上，进行换位思考，可能才会得出靠谱的结论。新闻中，有媒体记者观察发现，目前登记多点执业的医生，更偏向于去的是待遇高、工作相对轻松的民营机构，除了去医院对口帮扶的基层医院，真正愿意下沉到社区医院、基层医院的医生并不多。对此，有患者提出了担心：“平时在三甲医院，最多300块的特诊可以看到大专家，如果越来越多的医生出去多点执业后，会不会出现在大医院根本就看不到病，而需要去到医生的第二执业点，我得出800-1000元的就诊费，会不会变成高价看病呢？”的确，这种担心不是无厘头的。同样的医生，同样的医疗专业服务，只是换了一个地点，看病价格就要增多到数十倍到百倍。在公立医院，专家一个挂号从数元到十几元不等，即使是特需号也300到500封顶。所以，患者必须得表示“担忧”，都尝惯了白菜价，突然一下子涨到黄金价，对工薪一族来说，小心脏哪受得了？比如，有医疗专家通过公立医院的品牌收病人，带到外面做手术开药，收天价费用，身为病人，他们对此毫无招架之力，怎么办？这又是否可能涉及到权力的腐败？

　　困惑源自产权不清晰

　　很多院长们视医生为医院财产的一部分，视医生到商业机构多点执业为负担，甚至定性为国有资产流失。他们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名不正则言不顺，公立医院是国有化机构，如果医生是政府事业编制，应不应该去参与这种商业行为？就好像，身为一个公务员，他们下班之后当然是禁止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公权力的滥用，为一己之私谋利。如果医生的身份也是公务员范畴，医权也可能涉及到公有性质，院长是行政级别的官员，医生是院长的下属。那么，在公共机构员工身份未剥离前，医生适不适宜去参与这种商业经营活动，谋取暴利？就像一个国家培养的运动员一样，他们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和同意，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到外面干私活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医生去编制化改革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果想要远离当下这种商业和公益行为撇不清楚的困境。同样，医院也一样。医院不能打着公益和国有的名义，去从事纯商业经营活动。医生，同样不适宜再打着公有医院的招牌四处揽活经商，去获得暴利。该摘帽子的就要摘，商业的归商业，公益的归公益，产权清晰，才能结束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减少隐形的受害者。就像以药养医的乱象一样，越老实的医生吃亏越大，越胆子大的医生获益更多，勇气成为了一种生产力。你不能又想打着公益的美名去获取最可观的商业暴利，更不能滥用公权力去强迫不情愿的人去做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