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版急救“好人法” 法律护航“黄金4分钟”

　　如果一个人突然倒在面前，好像“不行了”，你救不救？

　　在给学员们详细讲完急救前如何取证、固定证据之后，梁春锋会再加一句：“大家尽管放心去救，咱们还有‘好人险’。”

　　梁春锋曾经是上海急救培训和赛事生命救援机构“第一反应”的培训导师。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公益应急救援组织开始致力于普及急救知识、实施急救救援。“第一反应”正是其中一员，目前已为百余场赛事提供救援保障，急救培训服务3万余名成人。在“救人被讹”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的背景下，“自我保护”，成为每一次培训中被反复强调的重要内容。

　　这一次，施救者们有了法律层面更坚实的保护。7月底，《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出台。这部被称为“好人法”的条例中，鼓励具备急救技能的市民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并且明确了紧急救护中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好人法”自通过以来被点赞不少。不过，和梁春锋一样、致力于急救救援工作的人们还在思考着另一个问题：为“好人”撑腰，仅靠“好人法”就够了吗？

　　“好人”免责，强力撑腰

　　上海并非我国第一个颁布“好人法”的城市。2013年，《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面世，这是全国首个保护救助人的专门立法。此后，杭州、上海和北京相继审议通过“好人法”。

　　说起沪版“好人法”，“第一反应”CEO陆乐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它的赞赏，“上海‘好人法’将社会急救在立法层面上和院前、院内急救置于同等的高度，这一点上是领先的。”

　　上海“好人法”草案尚在征求意见时，作为应急救援医疗保障专家，陆乐曾有过多次参与。他提醒人们注意此次条例中的一大亮点——第42条“好人免责”条款。这一条款强调“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在草案征求意见时，参与调查的网友中92.3%都对此选择了“支持”。

　　事实上，第42条在去年发布的草案中表述为“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因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对患者造成损害的，经过合法程序认定，由政府予以补偿。”陆乐认为，修改后的“依法不担责”，更明确、更直接、更简单，是个进步。

　　不过，仔细读后会发现，第42条规定免责的“好人”有一个限定条件：具备急救技能。这在有着近7年急救救援经验的陈杰看来，“有点微妙”，“这一条比较宽泛，什么叫具备急救技能？怎么证明其资质？要不要持有证书？”

　　更多普通市民发出的疑问是，只有拥有急救资质的才收到保护？“无证好人”怎么办？

　　陆乐对此则认为，“有证”“无证”并不重要。“只要接受过一定培训，拥有技能，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陆乐说，“条例并没有强调必须有证书才受保护，这是一个很好的考量。如果限制了，那么许多‘好人’将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这跟鼓励大家去做好事的初衷是违背的。”

　　风险之下，如何自保

　　“42条之所以提到急救中‘造成损害’，是因为这一情况几乎无法避免。”作为专业的急救队员，梁春锋知道，如果患者发生心脏骤停，在对其做心肺复苏按压（CPR）时，力度是相当大的，很有可能造成患者肋骨断裂。

　　不过，受过专门培训的急救救援者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宁愿让一个人受伤，也不会错过挽救一条生命的机会。

　　“顾虑？不能有。稍有犹豫，人就救不回来。”梁春锋说。

　　在心肺复苏抢救中，有个“黄金4分钟”的概念。4分钟以上患者开始出现脑损伤，而救护车几乎无法在4分钟内赶到现场。

　　可是，一旦紧急救护中发生意外，双方对责任的承担各执一词时，如何打破“罗生门”的怪圈？

　　“这就必须依靠证据来进行自我保护了。”陆乐认为，有“好人法”固然值得欣喜，但是更重要的是养成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在“第一反应”的急救培训课程中，培训师们会反复强调如何取证——拿出手机，打开视频功能，救助过程全程录像；每一个流程都要念出将要实施的步骤名称，以及患者的状态，而这个视频最后将会成为保护救护者的有力证据。

　　“路人”易做，“好人”难当。就在上海“好人法”出台前半个月，一则“女司机救人反遭肇事夫妇诬陷”的新闻不断发酵。陆乐坦言，在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救人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

　　想着“不能让好人吃亏”，陆乐和他的团队在去年3月份找到了平安产险上海分公司，洽谈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好人险”，主要针对有急救资质的被保险人在进行紧急救助时，因个人过失导致第三者人身伤亡，依法需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时，平安产险提供最高20万元的保额保障及相关法律费用补偿。

　　在此次新出台的“好人法”中，也规定了“鼓励社会组织通过商业保险、奖励等形式，支持和引导市民参与紧急现场救护”。

　　洽谈中，平安产险上海分公司客户经理项杰当时就觉得“一拍即合”。“具备急救技能的人有很多，但是都敢救吗？在法律完善之前一些人只能冷眼旁观，因为他不知道要承担多大的风险，而保险托底就是一大保障。”项杰说。

　　立法之外，“痛点”尚存

　　徒法不足以自行。陆乐坦言，让好人不再难当，不是仅靠一部法律就能解决的。“有许多现象，比如老人倒地没人扶、孩子溺水不会救、心脏骤停就掐人中，一是反映出道德上的冷漠，二是说明了知识技能上的欠缺。”

　　“有多少‘好人’被免责了，多少讹人者被追责了，这些事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晓。”陆乐说，“‘好人法’的出台传递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但具有正能量的大环境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营造，让更多的人愿救、敢救、会救。”

　　作为资深的急救救援队员，陈杰更关注的是目前我国急救制度的“痛点”。在参加过大大小小几十场赛事的安全急救保障工作之后，陈杰发现，我国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还欠缺很多。

　　“比如，当前最要紧的是公共场所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的投放。在美国有法案规定公共场所10分钟内即可获得AED，并对普通民众进行训练。日本于2004年开始推广安装AED，平均每十万人有200多台，而这个数字在我国少得可怜。”陈杰说。

　　今年6月29日，在北京地铁6号线站台，34岁的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因心脏问题引发猝死。悲剧发生后，有专家认为，如果金波倒地后，附近有AED，被救活的可能性很大。

　　作为民间力量，几年来，陆乐和同伴们一直在为填补这些欠缺作努力。他持有的态度很乐观，‘好人法’的出台已经非常鼓舞人心，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一定会推动社会文明的正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