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利强：若遇医闹 医生如何用法律“亮剑”

　　素来医闹和伤医事件都是令医护人员头疼的问题。尤其近日伤医事件层出不穷，接连出现“@烧伤超人阿宝被咬”和“宣武医院副院长被砍”等恶劣事件。虽然医闹已入刑，但很多医生对于如何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似乎并不清楚。到底怎样做才能既维护自己的权益，又不违反法律？

　　本次有幸请到了国内著名医疗案件律师、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就医生如何维权、医院如何处理医患事件、医疗相关法律需要如何改进等问题答疑解惑。

　　本期医言堂由健康界高级编辑马琳主持，以下是部分问答摘录。

　　关于医生如何维权

　　Redwriter

　　如果患者或家属只是谩骂，医护人员如何维权？医护人员如果没有受到人身伤害，是否就无法维权？

　　邓利强

　　即使只是受到谩骂，维权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侵权责任法第64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碍医务人员工作生活，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可起诉要求赔礼道歉、停止侵害以及精神损害赔偿。只不过大多数医护人员，只要不被进一步伤害，都得让且让，很少有人维权。

　　有维权意识的医生，远没有多到让我们感到欢欣鼓舞的程度。个别声音还对维权行为有嘲笑。其实，关心同行就是关心自己。

　　苦瓜干146钱

　　法律武器，不为医护所用。比如患者先辱骂、殴打医护，医护人员也不能对骂、对打，否则，医护人员该死！

　　邓利强

　　对于正在发生的暴力侵害，正当防卫是赋予任何公民的法定权利。正在受到侵害的医务人员自然可以正当防卫。但请大家注意，防卫不要过当，如果能将对方制服，就应停止防卫行为。防卫过当，易被判定为互殴。这种情况应引起医务人员关注，别让互殴“阻碍”医务人员的正当防卫。

　　马琳

　　邓老师，虽然医闹已经入刑，但是最近频频发生暴力伤医事件。之前的伤医事件，很多行凶的人被鉴定为精神问题，这让不禁让很多医护人员心寒。您对此怎么看？

　　邓利强

　　我们的社会不要把精神病污名化，实际上有攻击行为的精神病人是少数。把伤医和有反社会行为人都界定成精神病，是一种最简单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一则掩盖了问题，二则减少了人们的恐慌。但是作为医务人员不禁要问，真的是精神障碍患者在进行暴力行为吗？这样宣传的结果只能让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更有偏见。

　　对于把有暴力行为的人鉴定成精神障碍患者，要谨慎，防止拥有权力的人为推卸责任污名化精神病。我理解一些医务人员在某些疾病的诊断上有压力，我希望医务人员不要因压力所迫被人利用。让精神障碍患者有个良好的回归社会的机会和空间，这种做法是每个有良知医务人员应秉持的基本理念。

　　林小二想去看日落_新浪

　　邓律师有没有想过面向全国医生开通一个法律公益热线，回答医生平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邓利强

　　医生确实需要法律服务，但是很多医生只关注自身权益在法律制定中的部分，但没有关注到更高层政策的制定。而且，对医生权益的侵害不仅来自社会，医院管理者有时也侵害医务人员的权益，如无视国家法律规定让医生随时加班，毫无节制地加班等。再比如，让医生承担医疗损害赔偿的20%到30%，也是对医生权益的侵害。

　　但是，行业协会和个别律师的回答，根本不足以改变这种局面。所以开通法律公益热线，也是一件挺难的事。

　　关于医生如何维权

　　极限flight

　　现在很多地方实施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您认为调解员需要掌握哪些技巧和注意哪些问题？

　　邓利强

　　第三方调解对于减少医患对抗是很有帮助的，调解的技巧在于降低患者的索赔期待值。只有如此，调解成功率才会提高。

　　另外，我想告诉医院的纠纷处理人员，不要在钱上和患者计较，这是在今天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当社会都理性了，你的付出一定会更公平合理。

　　每天围着医院转

　　邓律师，您处理过很多医疗案件，是否总结过医院运用法律武器处理医患纠纷的通用步骤和策略？传授传授吧。

　　邓利强

　　解决医患纠纷的通用步骤和策略，首先是真诚，我希望医疗纠纷处理的专职人员一定要真诚对待患者的每一例投诉。其次是绝不造假。第三是对医疗卫生法律的理解。医院应在平时与法院形成一些认知上的研讨，纠正个别法院人员认为狠判医院就是维护患者权益的错误认知。

　　特别告知各位同行，我们绝不要用不正当手法去打赢不该打赢的官司。

　　如果医疗界用这种态度处理医患纠纷，社会可以感知到，我们维护患者权益的诚心。我相信，患者在这种环境下，就会少一些不理性行为。这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关于鉴定，由于医疗界一直没有能够承担起医疗损害鉴定的机制和机构，所以很多鉴定交由社会上的司法鉴定来处理。这种外行鉴定内行的不正常现象，应引起医疗界检讨自身。但在个案中要加强和鉴定人员的沟通交流，力求鉴定的科学公正。

　　马琳

　　我们讨论了很多医患双方的矛盾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患者和医院、医生关系紧张，有时医院和医生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最近，《南方日报》报道很多医生在从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离职时被索要巨额“培训费”，否则就不予办理执业医师注册变更手续。这个您怎么看？您处理过类似的案件吗？

　　邓利强

　　说到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受，二级医院的竞争力是差一些，但是二级医院也需要医护人员。我们常看到二级医院比较成熟的医生跳槽，也见过二级医院使出浑身解数解决医生入职、编制甚至户籍问题。但当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有些医生就有了跳槽的想法，这对引进医生的医院来说，既伤心不已，又浪费了很多资源。

　　从医院角度讲，索赔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院方希望人才队伍稳定。契约精神应是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应考虑的问题。

　　关于医疗相关法律的改进

　　Leonas

　　有人说现有法律体系已经完全可以惩治医闹，再专门针对医闹设立法律条款纯属浪费，您怎么看？

　　邓利强

　　刑法修正案九已经实施，这个问题就不需要再讨论了。可以肯定的告诉您，如果这种立法是浪费，绝不会有刑法修正案九中的医闹入刑问题。

　　针对您的问题，我想说，我希望只要有伤医行为，就追究刑事责任。有人说这项工作在刑法第234已经有规定，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故意伤害罪的立案标准是打人到轻伤才入刑，我们希望只要有打的行为就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什伐赤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好几位代表和委员建议修订《执业医师法》，邓律师觉得哪些内容确实有必要调整？

　　邓利强

　　执业医师法1999年实施，距今已经16年了。一些规定确实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

　　首先，中国成为执业助理医师的资格是中专以上学历，执业助理医师经过一定年限又能成为执业医师。这意味着中国中专以上学历就可以成为医生。这一学历起点是全世界最低的，如果执业医师法修改，这点是必须要改的。如果不修改，中国医疗卫生从业人员的素质永远得不到提高，这是长痛和短痛的问题。

　　第二，中国没有专科医师制度，这就形成中国医师先定专业，再去学习这一专业，这种倒置是很不妥的。所以应有专科医师的培养制度和规划，这需要立法来解决。

　　第三，关于多点执业，我认为多点执业的目的绝不应该是提高医师的合法收入，中国的医生已经够忙够累了。多点执业的真正目的是充分利用优质医疗资源，让患者更加便捷，这种主旨是好的，《执业医师法》在这方面应适应形势作出调整。

　　第四，知情同意这一制度，规定在了《侵权责任法》第55条和56条，这种立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应先有规定，才有违法规定的法律责任，《侵权责任法》已经先行一步，《执业医师法》应该跟上。

　　第五，医师的法律责任并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这也是使新的《执业医师法》更具有操作性的技术问题。

　　帅帅白大褂

　　11月18日，卫生立法国际经验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其中重点谈到“推动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请问邓律师，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法即将出台的信号？

　　邓利强

　　据我了解，全国人大非常重视基本医疗卫生法的起草工作，这一立法工作是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项目，非常重要。相关立法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研讨，相信这一立法会优于医疗中的其他立法进程。

　　对社会现象的看法

　　Chandler

　　很多人认为，提高医师合法收入有利于治理红包和回扣现象，以及改善医患关系。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提高医生薪酬真是消除医疗领域一些乱象的“灵丹妙药”吗？

　　邓利强

　　我是认同的。试想，将您的收入提高到很体面的时候，您会不在乎这个行业吗？还会拿红包吗？所以提高到相当的程度，这个现象一定能得到治理。但非常遗憾，社会口头重视生命健康，实际行动不增加投入，稍许的提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路还很远。维护生命健康，决不能成为社会的负担，这是对待生命的态度问题。

　　fisher006

　　请问邓律师，不久前，“滴滴医生”给患者提供医生上门服务，站在医生角度，整个过程中应该怎样避免法律问题？

　　邓利强

　　我本人非常不赞成医生参与滴滴医生这类行为。因为医生是社会稀缺资源，稀缺资源随叫随到，本身就是一种掉价，也是资源的浪费。滴滴医生又不是120急救，这种上门行为遇到检查器具未带全，就有可能延误病情，风险远大于收益。希望大家不要参与这种用商业颠覆医疗的行为模式。

　　关于为什么转行

　　马琳

　　我们知道，邓老师曾经有过8年临床工作经验，您之后为什么又选择了去当律师呢？

　　邓利强

　　我是1988年大学毕业开始做内科医生的，1988年之后，第一次医改已经全面在医疗界铺开，国家投入医疗的资金逐年减少，医生们的工资和奖金都靠自己的收入来维持。在这种情形下，就有了医疗行为商业化的政策背景。

　　1996年，我所在的那家医院，经济出现严重的困难，医生发不出工资，我只能拿到法定工资的60%。如果某个月干的好，能拿全工资和少量的奖金。这种收入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轻医生来讲，压力是很大的。

　　为了寻求事业的发展，我就就政法大学，所以离开医疗界完全是被动的选择。

　　当时作为一名最没有发言权的医生，根本没有想过政策改变的问题，只想维持不窘迫的生活而已。

　　我们希望广大医护人员通过不同形式，参与自身执业环境的改变，这样做不是为了我们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今后的医患和谐。即使我们今天的工作会被遗忘，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做点儿什么，对得起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