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药品阳光采购：大数据的诱惑与四大争议

　　7月6日，北京市发布了医药产品阳光采购方案以及第一批阳光采购范围。一轮消息轰炸后，媒体对北京市阳光采购方案的关注逐渐平静，但各个微信群的讨论热情并没有减弱，一些问题颇有争议。比如：采购中心的性质是什么？基层药品采购怎么办？医院集团概念到底是什么，怎么组织采购？有没有可能产生GPO这样的采购中介组织？

　　读懂阳光采购十大关键事实

　　通读方案，总结北京阳光采购方案关键部分如下：

　　以市为单位进行集中采购，一个平台。

　　医疗机构是采购主体，公立医疗机构必须参加阳光采购。

　　联合采购，多边形式（医疗集团、联合体等）。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负责组织市属医疗机构组成医院集团，制定集团采购规则，参加阳光采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区县为单位，由区县制定区域采购规则，组织开展阳光采购；支持其他医疗机构以隶属关系、区域合作、各种医联体等形式组成医院集团参加医药产品采购。

　　具有决定意义的四大目录：《北京市医疗机构药品采购目录》分为《国家谈判药品目录》、《短缺药品目录》、《低价药品目录》、《北京市医疗机构竞价谈判药品目录》。

　　几个关键数据库：《药品配送企业数据库》、《药品基础数据库》、《药品价格数据库》。

　　耗材也将纳入阳光采购范围。不在阳光采购范围内的药品包括：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防治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免费用药、国家免疫规划疫苗、计划生育药品、中药饮片、体外诊断试剂、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这些药品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现行规定采购。

　　采购数据公开、透明和共享。（1）定期公布医疗机构年度药品采购数量、采购金额和配送企业名单。（2）医疗机构应按照价格主管部门和公立医院改革相关规定，核算本医疗机构药品临时零售价，并向社会公示。（3）推动采购编码标准化，与医保经办机构、价格主管部门、各医疗机构和生产经营企业的系统对接，实现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探索供应评价和货款结算功能。

　　双信封制度，由医疗机构或医院集团采购时执行；低价原则。

　　黑名单制度。列入不良记录名单的品种（剂型），两年内不得参加阳光采购。

　　诱惑与期待：大数据

　　业内最期待的无疑是平台上的数据和用药目录，从这一点来说，北京采购平台借鉴了重庆药交所的数据平台功能，透明公开。

　　比如：《药品价格数据库》将收集和公布全国各省药品中标价格以及动态信息，显示医疗机构药品成交价格和价格变化情况。《药品基础数据库》将会制定经济技术标书客观指标和分数排名，供医疗机构或医院集团参考。而四大用药目录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生死簿”。

　　这里必须补充，尽管北京学习了重庆药交所的平台功能，但两者依然有较大不同。第一，价格形成方式。重庆药交所设定了入市价、挂牌价和成交价。三者的关系是，成交价不高于挂牌价，挂牌价不高于入市价。交易时，卖方挂牌，买方选择，价格谈判，签订合同。代表“天花板”的入市价制定引用了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将药品按照类别划分（比如抗生素类、抗肿瘤类等），同一类别的药品（除创新药和专利药是自主定价外），全部按照成本（社会平均成本为准）加成与药物经济性指标结合，制定入市价格。

　　而北京则严格按照公立医院招标采购方案的原则，采用双信封制度，用联合采购的形式实现带量采购。采购的主要主体之一医院集团，由医管局组织，并支持其他医疗机构“以隶属关系、区域合作、各种医联体等形式组成医院集团”；医疗机构竞价谈判时“原则上不高于原有中标价，单位原有成交价，单位现行同类同品规价格”，尽管并未强制，但依旧是低价原则。

　　第二，结算方式。重庆药交所与银行组建了结算中心，医疗机构收到货票后60天内，通过结算中心支付货款，由药交所统一支付给药厂，完全实现了第三方结算功能；而北京只是在方案中提到“探索对购销各方订单级的供应评价和货款结算功能”。

　　四大争议问题有待解决

　　首先，作为采购平台，“北京市医药集中采购服务中心”的性质并没有在方案中明确，比如中心的性质是否为非营利性质的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其次，北京市医管局如何组织医院集团进行采购。众所周知，北京市医管局的性质为事业单位，是北京市卫计委的二级局单位，管辖22家市属医院。医管局组织医院集团无疑是政府主导行为，这22家公立医院均为三级医院，数量上占北京市所有三级公立医院（88家）的25%，一旦组成医院集团，其药品采购规章和采购目录如何制定？这不是小事儿，将对全市采购价格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是对医联体，因为22家市属医院有不少为北京市医联体核心医院，医联体内大小医院（甚至包括民营医院）的药品采购规则肯定会与核心医院同步。

　　第三，基层药品采购组织者不明确。采购方案中提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区县为单位，由区县制定区域采购规则，组织开展阳光采购”。很明显，区县哪个组织制定采购规则这一点并不清楚。如果是区县卫生局组织，那么政府部门就变成了最大的“中介组织”。而目前北京区县有的是以医联体形式进行采购，比如延庆县。另外，基层用药都为基本药物，方案却规定“基层基本药物的采购，按国家和我市规定执行”，这也是与基层医疗机构阳光采购相矛盾的地方。

　　第四，采购方案中低价原则“购销双方应以采购平台提供的全国最低价格和我市各医疗机构最低成交价格作为重要谈判依据”，这一低价原则是否具有强制性。

　　最后的小总结是，从北京阳光采购方案可以判断，药品招标改革大的方向无疑是平台化、团购化。这些改革可能既会借鉴重庆药品交易所模式，也会参考公立医院招标采购方案，也会借鉴国际GPO模式的部分特征，比如上海，这里就不一一举例。这种变化是混合式的，是进步的，但从具体招标规则看，面对分散的医院组织，不同程度企业的招标负担可能会加重，市场选择和淘汰速度也会加速。也许对企业来说，真正的暴风雨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