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基因和糖尿病扯上了关系

　　要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跟随一碗米饭，在体内进行一次短途旅行。

　　米饭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它是由10个以上葡萄糖分子组成的多糖碳水化合物，尽管口腔唾液中含有可以催化水解淀粉的淀粉酶，但一进入胃，这些酶便被迅速灭活。所以，对这碗米饭的真正消化吸收，是从小肠开始的。

　　小肠的α淀粉酶可以将不溶于水的淀粉分解成麦芽寡糖、麦芽糖和糊精，糊精是一种甜度略低于葡萄糖的淀粉分解中间产物。高温也是促成淀粉分解为糊精的一种手段，熬粥时表面浮起一层甜甜的“粥皮”，那就是糊精。无论是麦芽寡糖、麦芽糖或糊精，都需要小肠黏膜上皮细胞分泌的酶进一步分解成只有一个分子的葡萄糖，才能通过肠壁进入血液，直接被组织利用。

　　主要来自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来自蛋白质的氨基酸，以及来自脂肪的游离脂肪酸，是维持生命的三大能量来源。由于葡萄糖是大脑唯一可以利用的能量源，在某种意义上，它的地位更加重要。

　　进入血液的葡萄糖，如果不能被合理安排运用，最终会随着尿液排出，这将是一种极大的能量浪费。幸好，健康的身体拥有一整套可以媲美金融系统的精密完善的体系，力求把每一分钱——葡萄糖——都花在刀刃上。胰腺，就是这个金融体系里的关键角色。

　　当察觉到进餐后血液中葡萄糖水平升高后，胰腺β细胞迅速派出胰岛素，它先是给“中央银行”肝脏打了个电话，让后者赶快把多余的现金收好——把血糖转化为肝糖原加以储存，然后又对广大人民群众——肌纤维和脂肪——发表一番演说，鼓励他们扩大内需，多多消费——打开细胞离子通道，增加对葡萄糖的吸收。与此同时，他也没忘了企业家的义务，及时向高高在上的“头儿”交税。胰岛素所做的这些工作在饥饿状态时都能派上用场，届时胰腺α细胞分泌的胰高血糖素会分头从肝脏和外周组织征调预先储备的能量，然后满足供给。

　　胰腺长袖善舞，聪明能干，但却有一个毛病:他是苦出身。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食物缺乏一直是人类面临的最主要威胁，由于食物供应的不确定性和食物不能被长期保留，人类一直过着饱一顿、饿几顿的生活，能够最大限度有效利用食物的个体从而拥有生存上的优势。在经历了反复的饥荒选择后，具有生存优势的个体和他们体内的基因，就会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被保留下来。

　　美国遗传学家詹姆斯·尼尔(JamesNeel)将这些保留下来的、同胰岛素分泌有关的基因命名为节俭基因，它们可以在饱餐一顿后刺激大量分泌胰岛素，从而最大限度地转化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虽然这样做的代价是可能导致肥胖和高胰岛素血症，但它对肌体的危害所造成的生存威胁，却直到中年后才会表现出来，而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的平均寿命不到30岁。

　　在尼尔之后，对节俭基因的进一步研究从多个方面为糖尿病的发生给出了可能的解释。为什么我们面对食物时表现得如此软弱？因为尽可能多吃才会为接踵而至的食物匮乏做好准备。为什么会出现肌肉的胰岛素抵抗？因为在碳水化合物摄入有限的情况下，要首先保证神经系统的能量供应，肌肉对葡萄糖的需求只能放在第二位。为什么相对于具有升高血糖作用的胰高血糖素来说，胰岛素降低血糖的效力显得较弱？因为低血糖会让人昏迷，高血糖的并发症却在多年后才表现出危害。

　　如此种种，令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拥有一份祖先馈赠的礼物——允许我们肥胖的基因。

　　别抱怨，在生命每时每刻都在受着饥荒、传染病和战争威胁的它们眼中，这是一份满怀爱意的馈赠。就像经历过1959年到1961年大饥荒的中国人，总会习惯使然地劝人多吃一碗饭一样。

　　然而，世界变了。

　　农牧业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革命，让人类能够拥有的食物总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进入有史以来最不用为填饱肚子发愁的阶段。冷藏技术的发明和运输仓储的技术改进，不仅让挪威三文鱼出现在中国人的饭桌，也让超市能够从早到晚供应新鲜的猪肉和牛奶，每个人在家中储存足够多的速冻饺子和冰激凌——100年前即使是达官贵人，也不可能想象这样的情形。酒池肉林，第一次从传说变成人们触手可及的现实。

　　与此同时，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活得更长，但这并非没有代价。不会在30岁之前因为天花、阑尾炎、伤口感染、老虎袭击而送命的结果，是地球上有更多人活到老年，不得不忍受衰老——这一导致心血管疾病、癌症、二型糖尿病和老年痴呆症的根本原因——的摧残。几万年来帮助人类生存繁衍的优势基因，变成了劣势基因。

　　雪上加霜的是全球化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影响尤为显著。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把发病率占糖尿病总数95%的二型糖尿病称为“富贵病”，可是看一眼国际糖尿病联盟公布的2007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5个国家，你会发现拥有4090万糖尿病人的印度高居首位，其次是中国的3980万人，接下来才轮到美国的1920万人，俄罗斯960万人，德国740万人。基于人口的统计数字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另一项数据更有说服力，在美国，糖尿病的主要患病人群是收入低、受教育水平低、社会地位低的黑人、少数民族及外来移民:2006年，纽约市卫生局进行的调查显示，在黑人和中南美移民聚居的东哈雷姆区，糖尿病患病率约为16%到20%，而在几条街区之隔的上东区(UpperEastSide)，高档公寓密集之处，数字仅为1%。

　　在糖尿病的问题上，印度或许更能为我们提供镜鉴。

　　还记得《世界是平的》开篇中描述的印度“硅谷”班加罗尔KGA高尔夫球场的情景吗？

　　“……我们的一个球童戴的是美国3M公司的帽子，球场外的交通标识是德州仪器公司赞助的，而路边必胜客的广告牌上印着热气腾腾的比萨饼，大标题是:无比美味！”

　　这一切似曾相识？那么，《纽约时报》记者克莱恩菲尔德(N.R.Kleinfield)描述的这些呢:

　　“传统审视印度的方式着眼于短缺——缺粮食，缺钱，艰难谋生。3亿人挣扎在贫困线下，债台高筑的农民自杀，数百万儿童营养缺乏。

　　“但是，也有另外的一个着眼点:新兴的人数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

　　“在一个变化的印度，成功遵循这样的模式:赚大钱，买车，买房，用仆人，下馆子，得糖尿病。”

　　克莱恩菲尔德由此发出警报:与美国的情况不同，这些向糖尿病的迅速滑落的印度中产阶级，被当成振兴经济的希望，而医疗基础设施和保险制度远远不够完善的现实，会使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变成吞噬此前积累所有财富的无底洞。这样的悲剧正在上演。

　　然而，在一个劳动适龄人口占多数、刚刚体会到财富所能带来的愉悦、年轻气盛的国家，主要袭击对象是老年人的糖尿病毕竟是太遥远、太静默的一种威胁。虽然无论相对数字还是绝对数字，都在昭告这种威胁的迫近。

　　人们已经要为堵车担心，为股票担心，为房价担心，为职位担心。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压力会刺激人对高糖和高脂食物的渴求，即使清楚它们对健康的害处。

　　于是，我们吸着烟，喝着酒，坐在办公室的格子间里，坐在汽车里，坐在对着电视机的沙发上。

　　于是，我们最激烈的运动，不过是向着糖尿病一路飞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