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道缘与养神疗法

陶渊明(约公元365-427年)，一名潜，字元亮，一字渊明。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东晋诗人、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是汗魏南北朝八百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东晋是乱世之末，又是佛教风行、崇尚名士的时代，因此，才会造就出陶渊明这样超越世俗的田园诗人。唐以来的许多大诗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都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在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上也深受影响。陶渊明诗文代表了关于“人的觉醒”，也就是说，人不光要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重要。当我们再次念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诗的时候，便感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舒展。

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一、陶渊明的道缘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盂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放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迫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条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他到荆州，投人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除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正月，祖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人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消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人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框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抗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撕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人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人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速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植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按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照元年(公元405年)转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宜高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造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官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分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近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窝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照四年(公元408年)，住地上京(令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仗，劝他出仕:“褴楼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汨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育，察气寡所谐。纤轡(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衣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求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二、陶渊明的养神疗法

人真诗亦真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育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人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往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圆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谈、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土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陶渊明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表达了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思想情感。在《五柳先生传》(陶渊明自传)中，更借用黔娄之妻有言:“不威威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以表达他不为物质利益所动，傲然物外的仙风道骨。

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面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生性爱自然

陶渊明是个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正如他《归园田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这样的人让他去做官，每天逢场作戏官场酬酢，定是难受得很。当他真正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向他敞开了。从他的诗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精神世界迈向了另一个层次: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随口念来，让人心向往之。鲁迅先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昧深长的美。

首创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恰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照二年(公元420年)，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算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心为形役谓之悲

在陶渊明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归去来兮辞》中，不难看出，陶渊明诊断自己归隐田园休养生息的真正原因是“心为形役”，即心志被形体役使，做了许多违心悖情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想做的却不能做，不想做的却又不能不做。结合《宋书》和小序来分析，“心为形役”含义有二:一是诗人为口腹之计，羁身官海，折腰事人，寄人篱下，仰人鼻息，遭遇了冷眼和歧视，深感屈厚和厌倦。二是诗人质性自然，与俗相违。娇厉不得，不容于世。逆情悖性，违心违已，在诗人看来是玷污心性，扭曲灵魂，因而深感惭愧，惆怅悲伤。一旦眼悟，便觉得“往者不可谏”面“来者犹可追”:觉得“迷途未远”，“今是而咋非”，因而决计弃官归田。这中间周然有亡羊补率、为时未晚的庆幸，更有身陷官场、铸成大错的沉痛。大梦初醒、了然彻悟的“归田”宣言中，更痛精彻心肺、追悔莫及的自责自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