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蚁而美如神：诗人为何成为心理障碍与自杀的高发群体？（上）

　　顾城朗诵自己的诗作《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胡适推行白话文以来，最出名的三位中国诗人大概非徐志摩、海子和顾城莫属了。三位诗人都未得到“善终”，第一位死于意外，后两位先后以决绝而暴烈的方式进行了自我毁灭。除了海子与顾城，在国内诗人群体中，自杀并不少见（只是公众的关注度不如这两位高）；放眼世界，马雅可夫斯基（前苏联诗人）、茨维塔耶娃（“白银时代”杰出的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自白派”美国女诗人）、保罗·策兰（“里尔克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等，诗人们纷纷拉下生之帘幕，自沉于无尽的黑水，仿若“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荷尔德林传》）。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他们的死可以作为诗人精神结构的一部分得到阐释，甚至作为个人诗歌伦理的终极实践而被理解（这也是诗人“美如神”之处）：死的引力场吸入诗人，死成为了诗性的巅峰。从心理学角度讲，必须承认有些诗人确实有重性心理障碍的高度可能性，但并非自杀的诗人都是“心理障碍”患者。其中的界限需要我们临床心理工作者小心地摸索，而使用心理分析解剖自杀诗人的精神结构的基本问题是：诗人为何自杀？

　　任性的孩子：顾城的精神分析

　　1993年10月8日，顾城挥斧砍死了妻子谢烨，随后自缢。这起事件不仅在诗坛引起轩然大波，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强烈震动——八十年代的国民偶像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人人都讨论着顾城杀妻自尽的原因，有人骂他自私冷酷，有人以他的纯洁慈爱开脱。这都是对的，善与恶、黑与白、美与丑、对与错、爱与恨的种种分裂情感与认知，在顾城心中如磁的同极般互斥，没有中间地带（虽然他以中国古典哲学的方式试图调和）。对于顾城而言，这便是其精神内核的重要品质：“一个任性的孩子”。

　　上图为激流岛上顾城的故居

　　在日常生活上，顾城极度依赖妻子谢烨，之后在激流岛时又与李英极为亲密（在顾城看来，他拥有了自己的“女儿国”）。用Mahler的理论阐释，这时的顾城—谢烨—李英是近似的“共生体”关系，而这一现象在2-3岁的婴幼儿身上出现，Mahler称为“融合与共生阶段”。一般儿童都会顺利度过该阶段而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但顾城却似乎仍滞留于此地。

　　“乌托邦”在顾城的精神性中位居核心。顾城的“乌托邦”追求很复杂，既有现实所迫之因，也有内部生发之由。后者是理想化的初级防御机制，在顾城身上还显示出对乌托邦完全控制的“全能感”。这些都是孩子惯用的心理招数。例如，经历过文革创伤，他生活的乌托邦“是大自然、是大海蓝天、是白云、是露珠”（杨炼语）；看不惯周围曹雪芹笔下的污浊的男人，他情感的乌托邦是“清纯的、林黛玉式的水做的世界”（杨炼语）。因此，他去了新西兰，为了实现乌托邦，可惜的是，乌托邦一旦实现便不复存在。

　　死亡的结局对顾城来说可谓必然。当时李英已离开，而谢烨有了新欢（据顾城遗书考证），激流岛的生活重新陷入贫乏——他一手缔造的两个乌托邦濒临幻灭——这也意味着顾城的“全能感”正前所未有地分崩离析。自恋性暴怒（因损伤了夸大的全能感而产生的剧烈怒火）导致他将毁灭之火投向妻子。手起斧落，任性的孩子付出了代价。任性的孩子“生如蚁而美如神”，继而坠如鬼。

　　诗人都是自杀的疯子？

　　公众的普遍认知里，很多诗人（包括作家和艺术家）常有心理障碍，他们也很容易自杀，顾城和海子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事实确实如此吗？我们先用一些科学研究来说明问题。

　　首先，创造力确实与特定心理障碍有某种程度上的相关。SimonKyaga等学者在瑞典全国范围内调研了30万患有精神分裂症和情感障碍的患者，研究创造力与两种重性心理障碍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双相情感障碍或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级亲属从事高创造力的工作（主要指科研和艺术工作）的比例更高；精神分裂症患者本身更容易从事艺术工作。抑郁障碍患者及其一级亲属在这方面并未表现出与常人的差异。需要注意一点，“比例更高”并不意味着科学家和艺术家都必须有心理障碍。

　　体力劳动者更容易自杀

　　其次，说诗人或艺术家容易自杀是没有根据的。墨尔本大学的AllisonMilner等学者在2013年对发表的44篇关于自杀率和职业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按照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自杀率最高的是体力劳动者、清洁人员和其他基本职业人员（ISCO分类9），次高的是机器操作员和船员（ISCO分类8），再次是建筑工人（ISCO分类6）及服务人员（例如警察，ISCO分类7），而自杀率最低的则是管理人员（ISCO分类1）和文职人员（ISCO分类2）。诗人、艺术家、科学家所隶属的ISCO分类2（专业人员，professionals）则介于这几种当中，属于中间水平。

　　对诗人的刻板印象

　　既然如此，为何诗人自杀会引起轩然大波？我们需要引入“刻板印象”（stereotype，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某一特定类型的人/事物）的概念——比如我们认为上海人精明、东北人仗义，出租车司机都爱侃大山、诗人都有心理问题。这里所有的推论都犯了“以偏概全”的认知谬误。

　　刻板印象：美国人眼中的美国

　　诸多社会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产生刻板印象的一大原因是人往往会高估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事件的发生概率，而大众媒体的报道更是推波助澜。回到顾城，他那时的身份近乎“国民偶像”，发生了恶性事件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变得路人皆知——在很多人心中，他们可能根本不认识几个诗人，所以顾城之死就大大影响了他们对整个诗人群体的认知，刻板印象就形成了。刻板印象还具有暗示作用——当诗人群体无意识中接受了来自公众的刻板印象，诗人确实可能因此增加自杀的可能性，这是著名的“自我证实预言”。

　　诗人确实也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们的感受性很高、极为敏锐、拥有很多激烈的情绪与深刻的情感，大部分诗人很勇敢地追求着美、智慧和精神性。这些品质可能也决定着他们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程度的分离，影响他们的正常社会功能。

　　但是问题是，我们就可以因此而诊断他们为心理异常了？反过来，如果一位诗人真的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前一个诘问难道真的可以被当作其永不接受诊断、治疗的挡箭牌？第一个问题指向异常心理诊断体系，正常与异常的界限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指向心理异常人群，诊断和治疗的价值为几何？

　　这些重要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中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