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背后，是一个人所有的爱恨情仇

　　我的朋友死去了

　　作为孙仲旭多年的挚友，桥东里在他去世后一年，才写下此文，时间间隔如此之长，就像等待余震终于平息后，我们才有安定下来回顾的能力。

　　这篇悼念文里，桥东里提到一个细节，像核心记忆一样，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送别老孙那天，我在读致辞的时候还很平静，可当向他最后致意的时刻到来，我竟然放声大哭……耳边听到优美的乐曲，在静静地播放。刚才谁说过，那是老孙最喜欢的一首曲子。

　　……

　　这个旋律一年来一直萦绕于心头，挥之不去，想抓住又抓不住……几天前，我一如既往地塞上耳机，把脚翘在椅子上，准备在办公室眯个午觉。播了两首，我快睡着了，可就在现实和梦境的边界上，我又遇见了那个旋律，还有那一次又一次涌来的海潮声。

　　……

　　这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后来翻看日记，发现一年前的八月二十一日，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孙的日子。

　　那首乐曲叫《大蓝》。我现在经常会听它，听的时候就想老孙，想他那些在非洲海岸边独自度过的日子，透过远洋轮船狭小舱房的圆形玻璃窗，他看到的是何等壮阔的景色。那是怎样的大蓝啊。老孙，我希望你寄身于那样的大蓝之中。”

　　找到了葬礼上的音乐，就像一个仪式的完结点，走完了一次允许自己为朋友的自杀而悲伤的历程。弗洛伊德曾写过一篇论文《无法哀伤》，对哀伤的防御，导致了抑郁，如果允许自己哀伤，那么就不会抑郁。

　　从听闻朋友患抑郁症住院的震惊，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劝慰朋友的无力感，到朋友自杀后的惊诧、悲伤、虚空感的混杂，在朋友去世一年后，悲伤缓缓释放，直至释然。这是我在桥东里的文章里看到的过程。

　　其实，面对抑郁症也一样。正如大家所知，抑郁症并不是一种轻易能自愈的生命状态。与其说最终我们得到了一个“非抑郁”的结果，不如说，与抑郁相处的过程是最值得关注。

　　我想自救不对吗？

　　抑郁的信号，几乎人人都会经历。一开始可能只是身体上的，比如，食欲降低，睡多久都感觉睡不醒，周身有种沉重感，弯腰驼背的窝着，是自己最喜欢的姿势，怎么办呢？有人奉行“睡一觉什么都好了”，有人奉行“湿气重拔个罐”，有人奉行“运动解千愁”。

　　当你想做点什么来改善这种沉闷低迷的状态，无论有没有心理上抑郁的信号，实际上我们的心理层面都在干一件事：与所谓不好的状态做斗争，这种心态有时候会起反作用，反而让我们在抑郁情绪中越陷越深。

　　也许有人会说，我想通过积极来自救，来振奋，难道不好吗？当然好，前提是对自己问题和人的自愈过程的尊重。

　　抑郁和躁动是一对孪生兄弟，当我们感到抑郁，几乎同时会升腾起一种愿望：那就做点什么来解决它。

　　有时候，动起来的愿望如此强烈，促成了强迫式的行为。

　　表面上看，我们特别积极，实际上内心非常脆弱，对“不好”的状态愈发敏感。一旦不好的状态崭露头角，很容易有功亏一篑的感受。那么，这样的“振奋”，无法被理解为好的。

　　抑郁是有动力的，而不是孤立的，导致抑郁出现的原因，早已在我们的生活中埋下了伏笔。

　　在无数次尝试解决问题后失败，抑郁才会出现。这些尝试可能是无意识的。

　　比如，我想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努力多年，却还是得不到想要的社会地位，对社会标准的被动认可和无奈导致了抑郁；

　　比如，我很想成为团队中的意见领袖，但领导能力和表达能力是有欠缺的，再争取发言，别人都不在意我的看法，所以抑郁了；

　　又比如，我其实很想让父母看见真正的我，可是我愤怒的时候父母责怪我，我倾诉的时候父母却总是在给建议，所以我抑郁了。

　　所以，真正要斗争的，不是自己不好的状态，而是去看看这个不好的状态背后，是什么动力在促成它显现出来？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会和自己的防御机制相遇，发现对生命里的创伤性体验，自己使用了忽视、压抑、合理化等一系列防御，好让自己能继续生活下去。

　　看见了，自愈就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