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不敏感，受体是关键——访内分泌学专家刘志民教授

　　跟祖籍东北的刘志民教授谈话， 常能听到他爽朗的大笑声， 不由得让人心情一片大好。 他出诊时也一样， 脸上常挂着笑容。“没时间跟每个病人详谈，还不给人家一个笑脸吗？”

　　他承认自己就是“心太软”， 病人从外地大老远赶来就是为了看他的专家门诊， 不忍心让病人再等一个星期， 人家恳求他他就加号。有一次看到第60个病人，忽然眼前一黑，坐都坐不稳了，“当时看着外面还有病人，还是咬一咬牙坚持看完了。”

　　专家简介：刘志民

　　主任医师，教授，现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常委、 上海市医学会内分泌学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糖尿病康复协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糖尿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受体学会名誉主任委员等。

　　良师

　　“最感谢的是几位教导我、赏识我，并信任我的老师”

　　无论在哪里，他永远都是最努力的那一个。当然，他的努力和才华也永远都有人欣赏。 他说， 生命中最不缺的就是“贵人”。

　　第二军医大学毕业以后分到长征医院， 3年轮转不定科。刘志民轮转的第一个岗位就是急诊——最幸苦的科室， 而且一干就是6个月。这6个月里， 他创造了一个班抢救108个内科急诊病人的奇迹， “其中有8个敌敌畏中毒的，床上、椅子上、地上都是病人，比电视里演的还热闹”， 他没有出过事故，没有病人投诉，更没有抱怨辛苦。

　　他的努力有一个人看在了眼里， 那就是当时长征医院的大内科主任陈思聪。3年轮转完要定科的时候， 瑞金医院有个内分泌学的进修班， 陈主任把惟一的名额给了他， 并嘱咐他“好好学，回来组建长征医院内分泌科，我相信你。” 那时候长征医院还没有内分泌科。

　　一句淡谈的鼓励已经足够。

　　这次内分泌学进修班是刘志民一生重要的转折点， 内分泌学的“扫盲”和启蒙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在那里他开始热爱内分泌学，投身内分泌学，陈家伦、许曼音、罗邦尧等老一辈专家成为他入门的指导者和领路人， “我至今都很感谢他们”。

　　对刘志民教授影响深刻的另一个人是徐仁宝教授。 如果说许曼音等老师是他的启蒙人， 那徐仁宝教授就是帮助他探索更深领域的引导者。徐仁宝教授是受体专家，在他的引导下刘志民开始研究受体。 徐教授说， 内分泌学的历史己经一百多年了， 激素和腺体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 没有太多的研究空间， 现在的研究逐步转到激素的反应性， 也就是受体和信号系统， 应该尽快进入这个领域。 于是他开始了受体和信号系统的研究。

　　在徐教授的指导下，刘志民的一篇“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昼夜节律基础和临床研究”被国际时辰生物学大会主席、香港大学生理系主任看中。他人生中又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位老师很欣赏他的这篇文章，并发出邀请函。于是， 刘志民作为访问学者开始了在香港大学生理系为期一年的进修。回来以后正式开始激素受体和信号系统的研究。

　　对话

　　记者：去香港进修，对您今后的受体研究有着怎样的影响？

　　影响很深， 我在香港做试验期间掌握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受体研究方法。

　　我到香港的第一天， 导师就找我谈话， 他是做褪黑素受体研究的，问我是否想做这个课题。我说明天回答你。第二天我就给了他一个关于褪黑素受体详细而周全的6步研究计划。那个老师当时很吃惊，问我是不是临床医生。我说对啊。他说你一个临床医生哪里来的这么好的研究思路。我说是我的老师徐仁宝教授教的， 我研究糖尿病受体就是研究这6步。然后这个导师什么都没说，直接带我到技术员那里，交代“他需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他一切的需要都满足他。”这无疑给了我资金上很大的支持。我在那边一年就花费了50万美元。

　　徐仁宝教授就非常欣赏我这一点， 授课时年年都跟学生讲我的历史， 讲我如何刻苦。 我这个香港导师也常常感収，以前从没请过中国内地人。这次请我一个人等于请了三个人，我的工作量和效率是很高的。

　　在香港一年我就在权威报刊上发表了3篇论文， 这个导师以前的学生一年发表一篇就很不错了 。 这段时期， 我摸索掌握了一些受体研究的重要方法， 对我以后的研究和工作大有益处。

　　回来以后. 我就开始了受体和信号系统的研究， 还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受体研究组。办了4次全国性的学习班，有24个省市100多人参加， 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当地的科研骨干。

　　记者：您研究的受体和信号系统课题，老百姓听起来很深奧，您能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解一下受体研究在临床上的意义吗？

　　先举个例子， 大家都认为， 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水平比健康人低。事实上，在临床， 一些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并不少， 甚至比健康人还高，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胰岛素抵抗 。还有，体重、血糖相同的人，用相同剂量的胰岛素，有些人效果好有些人效果却不好；各项指标都相同的人，却可能需要用不同剂量的胰岛素才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 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如果单单研究激素(比如胰岛素)，是永远不会有什么结论的，这时就要考虑受体的问题。腺体分泌激素，激素要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东西接收它， 接收以后才能转成效应。这个接收的东西就叫受体，没有足够的受体接收，激素再多也没用 。 受体研究针对的就是激素不敏感和激素抵抗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很多领域都存在， 比如妇产科患者会有雌激素不敏感的问题， 有人就是用再大的量都没效果。 还有现在用激素治肾炎， 一般是用药3个月. 如果无效就是激素不敏感，必须换药或换治疗方法。其实这是对患者很大的伤害，如果一开始就能确定是激素不敏感，就不需要让病人接受3个月大剂量的激素治疗。

　　记者：那现在受体的研究进展如何？理想状态下，是不是所有糖尿病患者都应该测受体. 从而找到最适合的药物和剂量，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用药？

　　是的，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 但是现在受体研究到了一个瓶颈，进展缓慢。比如研究手法有限、取材困难等问题。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用药，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记者：现在除了做受体和信号系统的研究.临床上还研究什么？

　　临床主要做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尤其是神经并发症的研究。

　　记者：听说很多外省市有严重神经病変的人慕名而来。

　　是的，一些有糖尿病严重神经并发症的病人，疼痛很剧烈， 病程长，苦不堪言.很多都送来我这里。我除了采取传统的治疗方法，还尝试一些新的疗法。比如氧化应激是并发症的一个重要发病机制， 我们会对病人采取抗氧化治疗. 使用强抗氧化剂 a-硫辛酸。现在对于病情严重者，我们就采取强扩血管剂+抗氧化剂α-硫辛酸+弥可保(静脉推注， 一天推3~5支)，几天下来病情就缓解了。

　　后记

　　“严格来说， 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在确诊时都已经或多或少有了并发症， 只是程度轻重不同， 最轻的时候可以检査不出但不表示器官没有受损 。” 采访结束之际， 刘志民教授轻轻吐出这句话。 虽然这个事实让人震惊， 但也给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敲击了最响的警钟——对并发症的重视和治疗是糖尿病患者一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