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如何抑制女儿的性与爱|

　　1914年7月17日，当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安娜准备前往英国时，弗洛伊德给她写了封信：“我从一些最可靠的来源处得知，英国的琼斯医生有追求你的强烈企图。”弗洛伊德对她说，在感情问题上，她不能在为寻求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做出重大决定。

　　7月22日，未能疑虑尽释的弗洛伊德再一次写信给已在英国的19岁女儿，把之前的教诲又重申了一遍。然而，即便如此弗洛伊德仍不放心，在焦虑之中，他又给琼斯写了一封信。他对琼斯提到：“她是我的孩子中最有天分和才华的一个，有美好的性格，充满学习、观察、了解世界的兴趣。然而……她还没有自觉是一个女人，没有性与爱的渴望，对男人抱持着相当拒绝的态度。我和她之间有个谈开了的共识，那就是在再长大两三岁之前，她不会考虑任何感情方面的事情，而我也确信她不会打破这个协议。”在稍后与安娜的通信中，弗洛伊德把这次给琼斯的信件如此评价：“我用了不会冒犯他的几行字，打消了他任何求爱的想法。”

　　只是从主观想象出发，去干涉他人的人际关系，在弗洛伊德的生命中是极少见的情况。他对安娜是这样解释的，他并没有干涉安娜两个姐姐的感情自由，是因为她们和父母关系较远，唯有安娜和他非常亲近。而且，在此之前，安娜还没有过任何的追求者。

　　无论弗洛伊德怎样解释，作为精神分析的鼻祖，否认自己的女儿有性的渴望，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后世的精神分析学家据此认为，弗洛伊德在潜意识里面大概一直期望安娜是个长不大的小女儿，可以一直陪在他的身边，而不会被别人夺走。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女儿，安娜也接受了弗洛伊德潜意识上的这种投射。在给父亲回信的时候，她说：“您提到我在家里的地位，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愉快，可我不相信这是事实。我觉得我不在家里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会感觉到这种差别，对于您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对于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安娜一直保持着对父亲的强烈认同，而轻视、淡化自己的感受。

　　作为此次事件中的第三人，琼斯对安娜到底有多少爱慕之情，时至今日已经不得而知。但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弗洛伊德父女之间的关系状况，在给弗洛伊德的回信中，他提到：“很明显，她（安娜）当然是强烈地附着于你的，这是一个实际父亲（actualfather）和潜意象的父亲（fatherimage）相合的罕有例子。”

　　所谓潜意象的父亲，是指个体潜意识中思维、行为方式的权威、典范，是个体道德感形成的来源。在大部分人的潜意象父亲中，父亲占据一部分角色，同时还会有母亲、师长，甚至一些年龄较大的朋友的意象，这些统一形成个体的潜意象父亲。也即是说，一个人的思维、行为习惯、自我道德感并不完全来源于父亲，其中不少来源于早年生命经历中的重要他人。但对于安娜来说，这个潜意象父亲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弗洛伊德。

　　一战结束后，产生了大量的战争孤儿。为了对这些儿童进行有效的帮助，儿童心理学逐渐发展起来。此时，原本接受师范教育，已经是一名女子学校老师的安娜，开始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想要成为一个儿童精神分析师。

　　1922年，安娜写出了第一篇有关精神分析的论文，并以此成为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1923年，宾斯旺格对弗洛伊德说，他已经看不出安娜和弗洛伊德之间有任何风格上的差别。这固然有安娜的努力，却也说明了安娜一直在追随父亲的影子。

　　对于女儿的成就，弗洛伊德一方面是欣喜的，但也不遗余力地介入她的私生活。而与9年前不同的是，弗洛伊德似乎意识到了一些之前的问题，并想要去弥补它。安娜对于生活和友谊的热爱是溢于言表的，然而，这些热爱都局限在和女性友人、男性友人的友谊之上，就像弗洛伊德9年前写给琼斯的那样：“她没有自觉是一个女人，没有性与爱的渴望。”

　　弗洛伊德开始担心，不断在与朋友的信件中提起此事：“我只希望她（安娜）能尽快找到一个比她的老父亲持续更久的对象，用以寄托感情。”

　　而安娜给弗洛伊德的回应，是不停地关心，让他知道自己在她心中有多么重要。“您一定无法想象我对你的思念有多么持续不断。”“您心情不好吗？还是我从信件中读出的错误印象？”“别让病人折磨您了，让那些百万富翁继续发疯好了，反正他们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1919年，弗洛伊德第一次和朋友提到，安娜可能有“恋父情结”。1921年，弗洛伊德的一堆美国学生在讨论像安娜“这样一个迷人的姑娘”为什么依旧独身的时候，有个人说：“看看她的父亲不就知道了，那是她心目中，无人能够超越的权威，如果她嫁给一个低一等的男人，她一定会觉得屈就。”

　　不过此时，弗洛伊德正如安娜所担心的，情况不是很好。1923年，由于口腔癌的关系（可能和弗洛伊德长期抽雪茄有关），他做了口腔手术，并且在后来安装了假的下颚，用以说话和吞咽食物。尽管如此，当时的假下颚还是会让弗洛伊德在吞咽食物时感到疼痛，并经常有发炎的情况。对于一个要以说话作为工作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尽管如此，弗洛伊德还是从1924年开始，恢复接待病人。但数量仅有六个。在给莎乐美（安娜的挚友）的心中，弗洛伊德公开表达着自己的不安：“我觉得我需要增加第七位病人：我那不可理喻依附着老父亲的安娜。”但到了这个时刻，他已经不可能再改变安娜了。

　　在这一段身体痛苦和精神焦虑的日子里，弗洛伊德意外地从一个地方获得了心理上的安慰。1925年，陶乐思，他的一位美国病人，送给他一只中国黑鼻狗，起名叫做“林裕”。6月，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弗洛伊德提到，他收到一只中国母狗的礼物，这只中国黑鼻狗，带给他和他的家人很多欢乐。接下来，弗洛伊德又与另一只送来的中国黑鼻狗“周非”（Jo-FI）成了朋友。这只狗会进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室，在他进行分析工作的时候，静静地趴在躺椅脚边。

　　在给莎乐美的信中，弗洛伊德这样评价周非：“我想念她几乎和我想抽雪茄的感觉一样。她是个迷人的家伙，有趣，就像个女孩子，狂野、直觉敏锐、温柔、聪明，但不像其它狗那么黏人。”

　　这个时候，安娜在精神分析学界继续崭露头角。在儿童精神分析领域，她和英国的克莱因成为了观点冲突的两派。安娜的理论基本沿袭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并有所发展，而克莱因更多是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提出的挑战。在这两个人的争论中，弗洛伊德毫无疑问站在女儿这一边，然而他也知道，只有争论，才是精神分析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

　　1938年，纳粹占领维也纳，弗洛伊德一家被迫前往伦敦。1939年，83岁的弗洛伊德去世。而安娜和克莱因，继续在二战的烽火当中，争论着彼此对于精神分析的观点。

　　1982年，87岁的安娜去世，终生未婚。她的爱人是她毕生为之付出的精神分析事业。或者，从潜意识的意象来说，是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