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斗米道改革与道教兴盛

　　自古以来，政权和宗教就存在相互利用和对立斗争的关系。很多时候，宗教借助政权的扶植而发展，当二者关系复杂化，甚至走向对立，宗教则可能对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反之，宗教如果在斗争中失败，就难免被迫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东晋末的孙恩起事和刘宋初的五斗米道改革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历史案例。

　　东晋时期，五斗米道信仰在高门、皇族之间流行，甚至孝武帝司马曜也受其影响，所以政权不但不限制五斗米道的发展，反而助长了其势力。也许当权者只是沉迷于五斗米道的上章、符水等道术，完全没有想到其为政权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东晋的政治具有君弱臣强的特点，从政权建立到灭亡几乎一直处于这种状态。王朝的命运不由皇帝所掌控，在危机时刻往往被动地依赖权臣，这种政治的不稳定性带来了一个产物，那就是预言政权更迭的谶语。当然，古代谶语很多都是无稽之谈，即使是那些应验的谶语，在现代心理学看来，也不过是自证预言而已。但是，因为谶语在历代政权交替之时的确发挥一定实际作用，所以我们依然不可忽视其存在的意义。在东晋晚期，五斗米道的教团之中流行名为《女青鬼律》的道书，其中提出了一个庚子年的末世预言，说那时会出现战乱等大动荡，除了所谓“种民”的特定群体之外，几乎都难以幸免。例如，《女青鬼律》卷五说，“日月冥冥恐无光，五谷不生逆鬼行，是庚子岁约不亡”，“庚子之年其运至，千无一人可得脱”等。而东晋末期的庚子年，就是隆安四年（400年）。

　　值得注意的是，自隆安二年（398年）开始，就有五斗米道信徒准备谋反，与庚子年的预言在时间上十分接近。最开始是孙泰，其家族世代奉行五斗米道，以钱塘五斗米道首领杜子恭为师。在东晋爆发王恭之乱后，出现政治动荡，孙泰感觉东晋气数已尽，就以讨王恭为名，集结人马。结果还没等采取行动，就被司马道子父子扼杀在萌芽状态。隆安二年十二月，孙泰被杀，其侄孙恩逃入海岛。隆安三年（399年）十月，孙恩在会稽，聚众兴起叛乱。很快，会稽郡、吴郡、临海郡、永嘉郡等三吴八郡各地皆有人响应孙恩，孙恩部众亦增至数十万人，为东晋的灭亡拉开了序幕。那么，孙恩的造反为何能在短期聚集如此庞大的势力呢？这恐怕无法一概归于阶级矛盾的激化或者统治者的失策。如果我们详细分析孙恩起义的经过和特点，就不难发现其主张和行为充满了五斗米道的色彩，如孙恩之党自称“长生人”，其实就是五斗米道终末论中“种人”的另一称呼，可能是孙恩之党为了与其他五斗米道徒作区别而使用的，与“是庚子岁约不亡”的说法呼应。即使孙恩兵败投海自尽后，依然有信众传说他是“水仙”，甚至以死追随，可见宗教崇拜确是孙恩起义过程中最重要的武器。

　　在刘宋建立之后，五斗米道的庚子年预言也没有马上被人们所遗忘，因为孙恩等人的叛乱可以说让该预言得到应验。元嘉十四年（437年），著名南朝道士陆修静在《灵宝经目序》之中也提到了庚子年的预言。从表面上看，似乎如陆修静所说是庚子年预言的灵验，但实际上孙恩原本就是利用该预言发动的叛乱。

　　随着东晋的灭亡，刘宋政权的建立，原来五斗米道的信奉者面临巨大的危机。一个原因是，很多信奉五斗米道的世家都被卷入战争，并受到严重冲击。而更重要的是，皇帝刘裕正是通过镇压五斗米道的信徒孙恩与卢循的起义而逐步取得了政权，新建立的刘宋政权必然对五斗米道怀有非常大的戒心。

　　在这种背景之下，原来东晋五斗米道的信徒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主动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其中，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对五斗米道及其分支进行清理整顿，抛弃了传统的五斗米道的称呼，改称为“正一盟威之道”；第二，将《灵宝经》和《上清经》等吸纳为自派经典，形成三洞部经典体系；第三，改革组织结构，由“治”和“祭酒”（教团组织分为二十四治，首领是祭酒）的制度逐渐转向道馆和道士的制度。

　　关于五斗米道，我们迄今的道教史都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将五斗米道解释为后汉时由张陵创立的宗教组织，或者说其是三张的教团。然而，在历史资料之中的五斗米道是道法的称呼，并非教团的称呼。

　　刘宋永初元年成书的《三天内解经》是原五斗米道信徒为迎合新皇帝刘裕而创作的经典，其中不仅歌颂了刘裕政权，还否定了五斗米道、无为旛花之道、佛道以及清水道，提出了名为“正一盟威之道”的道法才是太上传给张陵的三天正法。这里所谓的“正一盟威之道”取代“五斗米道”，是道法名称的变更，其本质是对当时分支众多、管理混乱的五斗米道进行彻底的清理整顿，特别是与在各地兴起叛乱的五斗米道划清界限，希望以“正一盟威之道”的旗号重新获得生存空间。当然，“正一”“盟威”“正一盟威之法”等概念在刘宋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五斗米道的经典之中，但“正一盟威之道”却是在刘宋之后确立的正式名称。

　　“正一盟威之道”的称呼确立之后不久，大约在刘宋中期，“道教”的概念开始替代“正一盟威之道”被政府和民众所广泛接受。例如陈马枢在《道学传》卷七的《陆修静传》之中说：“宋明帝思弘道教，广求名德”，据此推测刘宋明帝的太始三年之时应该有了关于“道教”的认识，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儒、佛、道三教之一的道教。

　　为了与当时势力日趋强大的佛教相抗衡，道教方面更加重视教理体系的建设，其核心工作就是完善洞真部《上清经》、洞玄部《灵宝经》、洞神部《三皇经》的三洞部经典，希望形成与佛教的经典相提并论的经典群。当然，一个宗教在创立教理体系时往往会借鉴前人或者其他宗教的思想，刘宋初期开始被体系化的道教经典之中，很多是东晋时期分别由不同道教流派编撰的。从宇宙观到修道法都进行了系统论述，成为后世道教重要的教理基础。

　　在清理五斗米道分支，并统一更名为“正一盟威之道”后，刘宋天师道进而对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五斗米道原本划分二十四治，有点类似于教区，以祭酒为首领，但在刘宋之时，这个制度弊端积重难返，走向了瓦解。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随着五斗米道在江南的广泛传播和士族的迁徙，人们很难在特定日子返回作为教籍注册地的本治；其次，世袭祭酒的抵抗势力比较强大，世袭制导致任人唯亲，不能唯才是举。针对这两个问题，最终改革方式是，模仿佛教的寺院和僧侣的制度，建立道馆和道士的制度，逐渐取代原制度。因为，道馆兴建之后，人们可以就近在道馆参与宗教活动，而不需要回到更远的本治，利于道教的普及。另外，新建道馆就等于绕过了原有的治，让腐朽的世袭制度失去了原有的土壤，更有利于人才的选拔，也加速了教团的改革。

　　特别是，原来“治”和“祭酒”的制度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让宗教和政权在管辖权限和方式上发生冲突。转向道馆和道士制度后，比较好地实现了政教分离，让道教与政权的关系大为改善。宋明帝就曾为陆修静建立崇虚馆，王公贵族也开始资助修建道馆。

　　五斗米道在东晋孙恩起事后遭到了重创，但在刘宋时开始推行了上述改革措施，让其迅速恢复，成为了与儒教和佛教相提并论的“道教”，为道教在唐代迎来鼎盛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