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腔修复医学中的价值观

医学活动是人类最古老的社会活动之一，医学所认识和研究的对象是人体本身，有三种不同的价值观影响和支配着医学实践活动。

一种是超自然的模式，以“神”为价值核心。神支配着万事万物，人是神创造的一部分。人是渺小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疾病不过是神对人的罪恶的一种惩罚。对人体结构和疾病的观察和研究完全是不许可的。

巫医和庸医对患者人身乃至生命的摧残都可以用“天命”本该如此来掩饰。等级制和愚昧是这种价值观的特征。统治者以“神”代言人的身份，可肆意剥夺被压迫者从思想到肉体的一切权力。人的生命可以作为“神”的祭品，贵族可以从奴隶口里挑选所中意的牙齿，拔下来用以修饰自己缺失的牙。

另一种是纯自然的模式，也称为纯科学模式。人不过是自然次序的一部分，与其他万事万物一样没有什么特殊区别。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学者采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对人体以及生命现象，用物理，化学的技术手段，观察，实验，分析的研究方法，建立起现代西医的学科体系。

口腔牙颌系统的修复，西方口腔医学就视之为典型的工程技术问题。采用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工程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做了透彻地研究，形成了我们当前口腔修复技术。然而这种价值观所支配的医疗过程中，人被看做是“损伤的机器”，患者仅成为实践某一技术的对象。这种所谓纯科学纯技术的价就值观发展到极端时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认为种族有优劣之别，人类社会可以采用弱肉强食的“丛林主义”原则来进行生存竞争。在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主义的阵营中，以活人做解剖和细菌实验等兽行也竟在“医学研究”的幌子进行。

第三种是人文精神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强调“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尊严；关注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强调生命的权力，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得到满足的权力，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发展的权力，不分种族信仰的平等权利。人文精神思潮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打破中世纪的封建宗教黑暗统治的桎梏发挥了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为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世纪后期，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医学中生物机械论的局限性，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化为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人文精神的价值观要求，医疗活动要以病人为中心，病人没有高贵卑贱之区分，都应获得诚挚关怀和细致热情照料。在诊疗过程中，应始终贯穿着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以患者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对病人实施“最好的保健”。

现实社会里，篾视知识技术大胆胡为的愚昧主义和迷信权威，不相信科学现象在医学领域依旧存在，也有只讲技术，忽略患者心理感受的医疗行为。人文精神从来不反对排斥科学技术，而是促进科学技术更合理的发展。

人文主义者一贯认为科学技术让人类受益。人文精神思想自由的价值观，打破了“真理是掌握在权贵手中”的神话。思想自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先决条件，历史经验证明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的时代也往往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同样医学科技的发展也需要人文精神，合格的现代口腔修复医师既应该掌握丰富的科技知识，同时也应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

在现代技术主导论的社会中，在医疗实践中强调科学的定量资料，这对我们避免随意性盲目性是有积极意义的。目前大力提倡的循证医学的观点，主张把我们每个具体的医疗行为都建立在有科学依据的基础上。但是如果我们只限于机械的思维方式，认为调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具有单一性的时，面对生物现象中的矛盾冲突，以及模糊性、多元化就会感到了窘迫和困惑。例如面临着众多的修复技术，如何采用？哪一些是该放弃和淘汰的呢？

又如，修复是为了保护机体组织健康，可是在修复的实施过程中以及之后，又会对机体组织健康产生一定的损害。还有，面对一个具体的患牙，究竟是拔除正确呢？还是保留正确呢？再如精密附着体在一味追求固位效果而提高精密度的时候，却发现又陷入了制作技术复杂和使用困难处境。

这时候我们又发现东方智慧中的高妙之处了。我国传统医学不仅将“医乃仁术”作为医学的基本原则，而且中国古代先哲学用阴阳失衡来解释对生命和疾病关系，用刚柔相济的调剂来实现和谐稳定从而维系着人体机能的健康。

我们的祖先的“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与当前反对以发展为借口破坏自然的环保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的人文精神思想又何其一致。按照我们东方哲学的观点，一个看似体格强壮但阴阳失衡的机体，未必好于貌似柔弱但阴阳平衡和谐的机体。我们也发现，一个看来失牙数目不多但不稳定的牙颌系统，常常不比一个失牙数目更多但经过良好的修复和谐稳定的牙颌系统更为可靠。

当其从机械的修复思维习惯中摆脱出来，进入既满足患者生理和功能方面的需求，又满足了患者在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以恢复牙颌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的的修复思维模式时，当我们从内心里把患者放到重要的位置时，我们就能与患者心灵相通，所掌握的各种修复技术也才能恰如其分地运用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