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之殇” 公众谣言的心理分析

　　问题疫苗事件，引爆全国，成为最被关注的热点。这一事件中，各种“谣言”不可避免被传播。关键不是传播“谣言”，关键是，“谣言”传播中，传递的是恐慌。

　　集体暗示：公众谣言的心理分析

　　“我们必须认识到谣言的情绪性，”著名心理学家、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谣言与其说传播的是信息，不如说传播的是情绪。或许信息是不正确的，但情绪却是真实的。有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公众谣言的很多东西。”

　　公众谣言的三种类型

　　根据谣言所流传的情绪，可以将谣言分为三种：愿望谣言、恐慌谣言和攻击谣言。

　　愿望谣言反映着人们某种要求、期望、梦想或欲求。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会有这样的谣言“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两个月内德国就会发生政变”、“日本的储油量只能用六个月了”、“希特勒死了”等等，这些谣言都是典型的愿望谣言，它可能是战争一方故意制造的谣言，用来鼓舞己方的士气并打击敌人，但也可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谣言。

　　攻击谣言通常是一方故意制造的谣言，目的是打击对方，这在政治斗争中比较常见。譬如，以色列前一段时间频频爆出“美国要打击伊朗”的攻击谣言，其目的是引导舆论并给伊朗制造压力。

　　恐慌谣言反映着人们内心的恐怖情绪。因容易造成某一方的损失，它与攻击谣言有类似的地方。但是，恐慌谣言的来源很难查清，有很多恐慌谣言似乎并非是一些人有意操纵的，而是大众恐慌心理的普遍反应。

　　恐慌：公众性谣言的基础

　　强烈的恐慌情绪是公众谣言的基础。谣言最初传播的时候，传播者所传播的首先不是信息“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情绪“有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或发生了)”。

　　不过，恐慌谣言之所以得以传播，还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公众是否有同样的恐慌心理基础。如果有，公众的恐慌心理就很容易被唤起，谣言从而传播开;如果没有，谣言就很难传播。

　　信息的掺和：谣言的形成

　　恐慌是这些公众谣言的心理基础，当我们心中积攒了太多的恐慌时，我们就会急着为这种情绪找一个解释。

　　这是所有情绪的特点。特别高兴的时候，我们习惯上要找一个高兴的理由和别人交流;特别郁闷的时候，我们习惯上要找一个郁闷的理由讲给别人听顺便宣泄情绪;特别恐慌的时候，我们仍要找一个恐慌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当相关信息严重匮乏的时候，谣言就会产生。

　　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当我们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时，我们必然想与人交流。但是，我们不能只说“我担心极了”、“我高兴极了”、“我非常非常害怕”，我们还必须得说出为什么担心、为什么高兴和为什么害怕。如果我们不说，对方也会询问。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给自己的情绪一个解释。但是，当自己要么缺乏相关的信息要么必须隐瞒相关的信息时，这个解释过程就会有误导或误解产生。谣言也由此而生。

　　从这一点来说，谣言夹杂着的信息其实只是谣言所隐藏着的恐慌情绪的表面现象，它远不如情绪本身更真切。如果想消除谣言，就必须努力去消除谣言背后的恐慌情绪。

　　否则，如果只对谣言做工作，那么，这个谣言消除了，另一个谣言就会随即产生。

　　集体性暗示：谣言传播的机制

　　公众谣言是在庞大人群中传播的，而群体心理的互动机制导致谣言很容易愈燃愈烈。当缺乏强大的指引时，群体的互动只可能会越来越远离真相，而不是相反。

　　群体心理学的鼻祖、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暗示是群体互动的心理机制，“暗示可以使一切产生”。

　　当谣言最初传播的时候，作为谣言的传播者，一个人一开始会有两方面的认识：

　　对自己，他知道“我无知”;对别人，他宣示“我肯定”。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于是我们装作很自信的样子去暗示别人，希望他相信自己。在这种时候，我们并不是信息的传播者，我们是自大的、希望得到别人认可的人。

　　在群体心理的作用之下，这种对自己不肯定的忐忑不安会感觉迅速消失的。群体的互动就仿佛是一个暗示竞争。我们以“我肯定”暗示别人相信自己，别人也会以“我肯定”来暗示我们相信他。当我们的暗示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别人的认可，而别人的暗示又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后，我们面对自己时的戒备会迅速消除。当这个过程迅速重复了好多遍，又没有强有力的信息否认我们，我们的反省和自我戒备最终会消失为零，自己最终将谣言当作了事实。

　　到了这个时候，勒庞认为，群体的每一个人就模糊了“亲历事实”和“暗示事实”的界限。当他们在描述“暗示事实”时，就仿佛这件事情是真的发生过一样。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别人认可。这一点，在深圳“公交车抢劫谣言”中表现得最典型，这个谣言的始作俑者———那位高科技公司的员工妻子，在向丈夫表述“暗示事实”时，就像描述“亲历事实”一样，将细节描述得栩栩如生，以至于丈夫没有发生一点怀疑。

　　否定谣言，像是否定自己

　　如果暗示互动发生在庞大的群体，这就会变成一种集体催眠术。在这种互动中，集体成员的伪自信不断膨胀，最后就表现为整个群体对某个最具备解释力的信息陷入歇斯底里般的深信不疑。并且，集体成员对这个信息先入为主后，对新来的权威信息就有了很大的排斥性。

　　然而，随着事情的明朗化，随着权威信息的公布和事实的佐证，谣言会慢慢地消退，而谣言的传播者慢慢会忘记自己曾是地震谣言的坚定传播者。

　　全面信息最能辟谣

　　张侃认为，缺乏充分信息是导致民众陷入谣言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信息与谣言这对关系有如下的特点：

　　1.公众掌握信息越少，谣言越烈;公众掌握信息越多，谣言越少。

　　因为，当我们郁积了强烈情绪时，必须要为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出口，找到一个解释。如相关信息全面，我们就相信权威的信息;如果相关信息太少，我们就去诉诸谣言。

　　2.单方面的信息，公众不容易相信。公众的知识层次越高，越排斥单方面的信息。

　　因为，信息的可靠性源自全面性，这是人类的认知特点，如果只有压倒性的一种信息，公众反而容易怀疑“是不是有人在操纵，而人天生反感操纵”。

　　张侃说，各级政府应该科学地处理信息。但是，因为历史原因，我们的政府习惯上容易发表“压倒性的一种信息”，在以往或许会引导公众，但现在很容易适得其反，让公众倒向谣言。

　　3.信息缺乏时，谣言会成为我们决策的基础。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做决策，如果权威信息缺位，那么我们会去诉诸谣言。

　　譬如，对于“200亿炒楼资金杀入珠三角”的谣言，公众可能会这样决策：它99%是谣言，1%是真的。如果一个市民本来计划一年后买房子，但考虑到这1%的可能性，他就可能会改变计划，提前买。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做，没所谓，但如果很多人都这样做，楼市就会被炒热，而公众这个整体就会成为受害者。

　   简单化：谣言传播的特点

　　越来越简单是谣言传播的特点。这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公众本来传播的就是恐慌情绪;第二，集体性暗示令传播者越来越趋向于极端化，大家都在信息上做竞争，为了暗示别人相信自己，传播者会尽可能地传播简洁有力的信息。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经过研究则发现，谣言必然会产生信息的扭曲。某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走样，最后面目全非。奥尔波特认为信息的扭曲会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1.概括化。传播者将谣言内容压缩到只剩下有价值的若干细节，使谣言变得越来越简单而扼要，许多其他细节就被遗漏了。这是记忆的问题，概括化可以让传播者记住相关的事情。

　　2.突出。听到谣言的人，由于对其中有些内容比较感兴趣，这些内容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变成传播者时，他就会只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传播。

　　3.同化。谣言是一个外部来的知识，在接受谣言前，被传播者有自己的知识经验、需要和态度等，他会根据这些主观因素来同化谣言的内容，凡是符合他的主观因素的部分就接受下来，对它进行进一步加工后再传播。

　　经过了这三个步骤，谣言在每一个具体的传播者身上都发生了扭曲，而公众性谣言都是经过了无数次传播的，其最后的内容与最初的信息会相差十万八千里。

　　不过，每一个公众性谣言都会有它的最核心信息的。这是集体性暗示的互动结果，那些最简单、最明确、最有据可依的信息不断被肯定，最后就替代了原初信息，成为谣言的核心信息。譬如哈尔滨的地震谣言，地震是最简单、最明确而且是最有据可依(黑龙江省在进行防震工作)的信息，它最后就取代了松花江苯污染和停水数天这两个原初信息，成为谣言的核心信息。

　　并且，再富有智慧的人，一旦投入到集体性暗示之中，也会变得缺乏辨别能力。勒庞对这一特点进行描述说：

　　群体的基本特点就是将个人融入一种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之中，从而模糊个体差异，降低智力水平。每个人都设法追随他身边的人。聚合体通过它的力量将他拉向它的方向，就像潮水将鹅卵石一并卷走一样。卷入其中的人，无论其教育水平或文化水平如何，或者其社会等级如何，结果都一样，“从他们成为群体的一分子那一刻起，博学者和不学无术者一样没有了观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