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流感考验人性(上)

　　“只闻钟声滴答，而我们却不知道时间。”

　　在2004年初出版的《大流感——最致瘟疫的史诗》中，作者约翰·巴里发出了上面的感慨。

　　巴里是做历史研究的，他所做的，就是比任何人都细致地回顾了1918年的那次大流感（我们这篇文章就有不少史料得益于巴里的梳理和还原）。回顾历史后，巴里明明知道流感会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再度光临，但他却提不出一个时间表。

　　现在我们知道，2009年的春天，也是一个流感季。

　　深处流感的危机中，人们终于和历史学家一样，把目光往回看。于是，1918年的“大流感”又有了特别的意义。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这场战争中阵亡的人数已经上千万。当战争正以自己的逻辑渐渐走向结束的时候，一个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共同敌人悄然来临，这个敌人就是流感。

　　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平民伤亡的时候，人们总会加上一句补充性的解释：一战中的平民伤亡主要死于西班牙大流感。

　　这次流感袭击的，不仅仅是美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还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最终，2000多万人死于非命。据最新统计资料，死亡的人数应该在50000万到1亿之间！

　　战争反映了人类的贪欲、野蛮和血腥。而流感，同样在考验着人类。我们今天回顾这次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流感，也是在反思人类自身。

　　“天灾”常常被用来当成“人祸”的挡箭牌，1918年的大流感也一样——即使是天灾，其实也未必人人无辜。

　　灾难降临的时候，政府官员在隐瞒消息，他们不想提供任何有损于颜面的消息；

　　军队在继续征兵，本来已经拥挤的军营，人口更加稠密，病毒更加肆虐；

　　媒体在消极沉默，对病毒视而不见，只说些保持清洁的陈词滥调；

　　普通百姓们纷纷退缩，铁路工人回家躲起来，造船厂工人批量旷工，其他的人有的抛弃亲人，有的趁火打劫……

　　当然，也有光明的一面。

　　医生、警察、神父等专业人员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他们的身边，同事正一个个倒下；志愿者的队伍尽管扩展起来很困难，但还是有无数的志愿者在坚持；对病毒一无所知的民众，也用自己的各种土方法来努力防御……

　　即使病毒最终消散，医生们还是在寻找疫情的起因，探索新的疫苗。另一方面，历史学家，比如巴里，也在时刻提醒着我们，我们的世界并不是那么平静，我们也曾经在“天灾”面前制造着更多的“人祸”……

　　通过反思，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大流感折射出来的人性，也能够让我们更自信地面对当下、未来的威胁。

　　人类自相残杀的一战，死亡者不过一千多万，1918年大流感，却生生夺去了5千万人的性命。

　　大流感造成大破坏

　　流感期间，医院到处爆满，一位护士回忆，“停尸房内的尸体像薪柴垛一样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状况极为惨烈。

　　1918年夏天，美国少校布兰奇·里基坐在一艘运兵船的甲板上，准备离开纽约。临行前，他还在考虑排在甲板上的三口棺材该怎么用，但很快，他就找到了用途。

　　轮船启航后不久，就有士兵开始死去，这三口棺材里各被放进一具尸体，然后被沉到海里。但是，尸体不断出现，船上已找不到任何可以使它们沉下去的重物。14天后，轮船抵达法国的圣拉泽雷港，甲板上的尸体已经堆积如山，状况十分惨烈。

　　造成这次严重伤亡的就是1918年的大流感，又称“西班牙流感”，这种病毒横扫全世界，两年内造成至少5000万人死亡。有资料显示，大流感在一年内杀死的人，比中世纪黑死病在一个世纪内杀死的人还多；它在24周内杀死的人，比艾滋病24年内杀死的人还多。

　　当然，1918年的大流感带来的不仅仅是死亡，还有家庭的崩溃，心理的恐慌，经济的衰退，同时，它对一战的结束和战后时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无辜的西班牙

　　“西班牙流感”的最初爆发地，是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

　　1918年3月上旬，军营里的一位士兵突然发烧，并伴随着嗓子疼和头疼。医生以为他患了普通感冒，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却让他们目瞪口呆：仅几分钟的时间就有十几个士兵到医务室就诊，中午的时候，就有500多个士兵病倒。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有人猜测，可能是因为不久前在兵营附近焚烧了一堆粪肥，士兵是被黑烟和恶臭给熏倒的。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不能解释三周之内有1100人集体发病，其中有46人死亡的悲惨现象。

　　当时，美国正准备同德国开战，因此有人怀疑，这次发病很可能是因为德国人投下了细菌武器。可医生很快发现，造成“超额死亡”的实际上是一种流感病毒，它似乎特别青睐军人，仅这一年的春天，全国36个兵营中就有24个遭受了流感的洗劫。医生本来以为，它不会向社会传播，但是他们错了。

　　流感病毒以最快的速度渗透到美国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是恐慌。在马萨诸塞的昆西，仅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有3位男子倒在马路边上；在纽约，四个人打牌至深夜，结果第二天一早，死掉了三个。一位幸存者日后回忆说：“……当时我父亲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社区中的印第安人，如果一个印第安人死了，他的家人和好友要围在一起又唱又跳一个通宵，这样会导致更严重的传染……大约一半印第安人在流感中死去。”

　　随着美国的参战，流感病毒迅速向欧洲国家传播。美军的登陆地点、法国的布雷斯特首先爆发流感，很快，疫情波及欧美各国，且惨不忍睹。一名澳大利亚妇女回忆，在三个小时内，就有26支送葬队伍经过她家门口，平均每7分钟一支，几乎是首尾相接。

　　当病毒传到西班牙时，最终获得了“西班牙流感”名称，因为当时西班牙是一个中立国，报纸审查并不严格，再加上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患上了严重的流感，报纸上到处可见有关流感的报道，而类似的报道在其他国家的刻意隐瞒下鲜少见诸报端，“西班牙流感”因此得名。

　　流感的肆虐，让交战正酣的协约国和轴心国无法再继续打下去了。1918年秋，联军准备在西线发起决战进攻时，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培尔森在征兵时接到消息——10月的征兵取消，因为流感已在军营和港口爆发。美国传奇将军麦克阿瑟也被流感折磨得奄奄一息，需要由4名士兵用担架抬着指挥战斗；英国皇家舰队因为流感的袭击，三周无法进海作战，连国王乔治五世也倒下了。德军也饱受流感的打击，随着流感的传播，它的盟国纷纷拆伙，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相继退出战争，最后，在流感和协约国的夹击下，德国走投无路，只得投降。因此有人说，从某种意义上，流感的出现加速了一战的结束。

　　致命流感有三波

　　凡是得过“西班牙流感”的人，死状都极其可怕。

　　虽然每个人的症状轻重表现不一，但是剧烈头痛、身体疼痛、高烧、干咳几乎伴随始终。到了末期，很多病人浑身是血，这些血并非外伤所致，而是因为剧烈咳嗽造成的咳血、鼻血和耳朵出血，很多病人因为咳嗽，连腹肌和肋软骨都被撕裂了。情况严重的，连肤色都出现异常——嘴唇和指尖开始发青，严重的浑身发黑，根本无法辩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医生在解剖一位年轻人的尸体时发现，哪怕是最轻微的移动，液体也会从他的鼻孔里喷涌而出。

　　1918年的大流感分为三波，第一波发生于1918年春，当时它只是一种普通流感，症状为寒战和发热，但并不致命，死亡人数也不多；但是1918年秋第二波流感来临时，开始出现大面积死亡，而且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这次流感重点杀死的对象，从老人和孩子变为中青年。这一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下降了12岁。

　　到了1919年春，第三波流感卷土重来，连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都没有幸免。由于在以往的疫情中，这些地方的民众从来没有受过任何感染，自身没有免疫力，所以越是偏远的地区，死亡率越高。比如关岛，它因为美国军舰带来的流感而丧失了4.5%的人口，塔希提岛的死亡人数则超过10％，更惨的是西萨摩亚，因为一艘携带流感病毒的新西兰船只驶入，给它带来了高达25％的人口死亡率。

　　在流感面前，爱斯基摩人也表现得异常脆弱，地处阿拉斯加苏厄德半岛的一个小村庄因为两个外地游客的出现，整个村子仅有三个人存活下来，其他的部落也多是一村一村地死绝。当时，惟一没有感染报告的人类聚集地，只有亚马逊河口的马拉若岛。

　　之后，流感突然神秘地消失，原因不详，但是有科学家指出，流感的消失很可能是因为人体免疫系统所产生的抗体把病毒给中和掉了，当然，这种想法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

　　大游行带来的“集体性自杀”

　　流感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传播途径和传染源。流感病毒主要是通过空气飞沫和直接接触传播。流感患者打喷嚏和咳嗽时喷出的飞沫含有大量病毒，这些飞沫以空气为媒质，迅速散开，未患流感的人一旦吸入，就有可能被传染。所以，流感爆发时，最忌讳的就是聚众集会。

　　但是，一战的特殊背景让人们漠视了聚众集会对流感传播带来的巨大杀伤力，费城游行的出现，让这座城市几乎成为一座死城。

　　1918年9月，威尔逊派出200万美军开赴法国参战，为了筹集资金，美国发动了自由公债运动，其中费城分到了几百万美元的配额。为了销售这几百万美元的战争公债，费城州政府策划了费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有几千人参加，旁观人数达几十万。

　　早在游行筹备之时，就有医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力劝州政府的健康慈善部官员取消这次游行，但是没人愿意理会，费城的五大日报也没有刊登任何有关流感的内容。

　　28日，游行按计划进行，人们高唱国歌，手挽手前进，结果当天午夜，就有108人生病住院。之后，患者人数激增，救护车拉不过来，就用骡子拉救护用的手推车，由于往返次数太多，最后连骡子都累得精疲力竭不肯再走。游行结束后的72小时内，全城31家医院全部爆满，医生在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开始拒收病人，即使给护士塞100美元的红包也没用。费城的一个天主教牧师召集了有7辆货车和1辆卡车的车队，穿街走巷地查找流感患者，这支队伍在24小时就收集了200具尸体。

　　因为这次游行，整个9月有1.2万美国人死亡，10月一个月又死掉了19.5万人。

　　在恐惧面前，无数家庭开始瓦解。很多人发现亲人被感染后，抛妻弃子，逃之夭夭。芝加哥的一位工人恐慌到崩溃，他高喊了一句“让我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家人”，就用刀片割开了自家5口人的喉咙。

　　1918年的大流感对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破坏。由于这次流感杀死的基本上是青壮年，随着劳动力的大量减少，社会产出大大降低，生产力遭到严重打击。

　　威尔逊总统中招

　　大流感还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了一战后的政治时局。

　　1919年初的巴黎，流感肆虐，但是仍然阻止不了战胜国汇聚于此，商定战后和平条款的步伐。然而，“三巨头”在为利益争吵不休之时，都不同程度地感染了流感，其中，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症状最为严重。

　　在大流感面前，高层感染已不再稀奇，威尔逊的女儿玛格丽特因为感染而卧病在床，白宫第一夫人、第一夫人的秘书以及威尔逊的白宫医生格雷森都相继病倒。威尔逊第一次发病的时候，猛烈地咳嗽，格雷森的第一反应是总统被人下了毒，因为之前曾经发生过一次投毒的暗杀。但是，格雷森很快确定，威尔逊感染了流感，他在给参谋长塔马尔蒂互通电报时说：“总统从上周四起病得非常厉害。那天晚上是我有生以来最糟的一晚。我能够控制住咳嗽发作，可他的情况看起来十分严重。”

　　但是，威尔逊是幸运的，与他同一天病倒的美国和平使团的25岁年轻助理弗雷里，四天后就不幸去世了。

　　流感病毒严重影响了威尔逊的健康和思维。情报局的一位上校史塔林说，威尔逊“失去了以往敏锐的领悟力，而且很容易疲劳”，上午开会的内容，到了下午，他竟然想不起来。与此同时，威尔逊开始出现精神错乱，他觉得家里到处充斥着法国间谍，而且他所住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归他所有，回国时要全部带走。

　　更重要的是，在谈判的紧要关头，流感耗尽了威尔逊的精力和专注力。巴黎和会一开始，威尔逊有很多恪守的原则，而且动不动以离会胁迫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英国首相乔治，但是卧床之后，威尔逊竟然在没有和幕僚打招呼的情况下，放弃了之前的立场，基本上克里孟梭想怎样就怎样。威尔逊的不正常，连英国首相乔治都觉得不可思议，他说，威尔逊的“神经和精神在会议中期崩溃了”。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如果没有流感的侵袭，巴黎和会中的威尔逊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状态，巴黎和会之后的国际时局，也许大不相同。

　　1918流感在中国

　　“西班牙流感”在全世界蔓延时，中国自然不能幸免。

　　有意思的是，中国和西班牙一样，在大流感的起源问题上也为美国背了黑锅。

　　有国外的研究声称，早在1918年以前，中国就有类似流感的症状出现，特别是广州的居民，因为平时和家禽、家畜接触的机会较多，被看作是最容易感染的对象。而中国在这一年爆发的严重肺病，也被看作是大流感的前兆。更有学者推测，1918年的大流感病毒是经由华工传到欧洲的，因为一战时，中国曾经派了接近14万的华工到欧洲挖战壕，病毒由此传入法国，再经由法国传到其他国家。

　　这些说法仅是猜测，没有得到科学证实。事实上，1918年的大流感首先在美国爆发，之后因为美国参战，又传至法国，所以，这些说辞，我们只能把它们看作是灾难面前各国为推卸责任而进行的相互指责。就像16世纪梅毒在欧洲流行，各国的相互指责一样——英国人把梅毒称为“法国病”，法国把责任推给意大利，说那是“那不不勒斯疮”，意大利赶紧推给西班牙，称之为“西班牙疮”。最后，大家指责来指责去，又把责任推给中国广东，起名叫“广疮”。

　　1918年4月，大流感登陆中国广州。之后，如一位在上海的观察员所描述的那样——“它如海啸一般席卷全中国”。在这次大流感中，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有一种说法为至少300万，虽然与印度1200万的死亡人数不能相提并论，但中国所遭受的破坏并不算小。那时，上海两次受袭，而传闻中的重庆有一半人口倒了下去。哈尔滨有40％的人口感染，温州有10％的病人在这次流感中丧生。台湾在流感的第二波袭击中，有80万人感染，其中25000人死亡，第三波又有15万人感染，2万人死亡。与美国一样，棺材在中国也成为紧俏货，棺材商拼命制造，仍赶不上趟。

　　中国人根据这次流感的发病特征，还为它取了中国名——“骨痛病”、“五日瘟”。1918年11月6日，上海的《申报》登了一篇题为《救治时疫之布告》，它是由定海县知事冯秉乾针对流感撰写的一首通俗的六言诗：

　　定邑城乡内外，近来疫症流行。

　　由于天时亢旱，井河饮料不清，

　　加以人民习惯，多不讲究卫生，

　　以致酿成疾病，性命危在俄顷。

　　民生疾苦如此，本县轸念殊深，

　　特与医家考证，厥病是为风瘟。

　　主治宜银翘散，有无咳嗽须分。

　　药味照方加减，初起服之极灵。

　　兹将各方列后，布告县属人民，

　　凡有患此病者，不及延请医生，

　　赶紧照方买药，连服自可安宁。

　　方药并非贵品，万勿吝惜钱文，

　　须知身命要紧，不可迷信求神，

　　妄食香灰神水，转致误害己身。

　　按照清洁方法，大家认真实行，

　　既于卫生有益，病患自然除根。

　　务望通人达士，解说不借口唇，

　　使彼无知乡愚，俾得一体遵循。

　　这首诗里的“风瘟”是中医对流感的称呼，“银翘散”则是清代医家吴鞠通研制的治疗流感的名方。政府官员在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专门刊登布告，可想而知，1918年的大流感对中国造成了多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