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路志正：盲目用药，治病变成了制病

　　庄子在《养生主》的开篇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讲的既是做学问的道理，也是养生的道理。现代社会信息发达，各种各样的知识铺天盖地而来，学习的时候，应有计划地选择，不宜盲目追逐无穷无尽的新事物、新概念，那样只会让你陷入混乱，无法真正地提高自己。

　　治病也是这样。现在每年都会出现几十个新病种，旧的疾病也会发生新的变化，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每年审批通过的新药也有相当的品种，但是药品研制的速度依然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这就是以有限的研发力量，去追逐无限的新疾病。

　　看到我们的身体，不知看到疾病

　　当出现一种新病毒时，

　　人体能马上研制出一种新药

　　前几天有一个医生感慨地说：“要是有一种能够自动研发新药的机器就好了，出现一种新病毒，马上能研制出一种新药。”这种幻想中的机器能否成为现实呢？

　　其实这样的机器早就出现了，那就是人体。例如抑制病毒用的干扰素，最初就是从人体的淋巴母细胞和白细胞中提取的。病毒入侵人体，人体就自然产生出抗病毒的物质。天地生人的时候，就已经让人体成为一个包含检测、研发和制造等诸多功能的制药厂了。

　　人体研发药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需要医生做什么呢？那就是提供原材料、畅通渠道、清理产生的垃圾，这样就够了。越俎代庖的治疗方式，事倍功半不说，还会损害人体这个天然制药厂的生产积极性。

　　当然，人体这个大制药厂，有时候也会失调，这个时候医生怎么办？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说得很好，那就是“宏观调控”。不是直接干涉，而是通过调节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畅通气机，消除痹阻，让人体自然恢复驱邪除病的功能。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是什么？那就是省力。这里存在一个杠杆效应，可以四两拨千斤，你只要用很少的力，就可以收到很大的功效。同时，它也不会破坏人体自身的机能，所以副作用和后遗症都很少。

　　西药治疗‘非典’是片面的，

　　一定要中医直接参与防治

　　2003年SARS流行时，我们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吕炳奎先生以我、焦树德等几位老中医的名义写信给温总理，带望发挥中医的作用，抗击SARS。5月8日下午，吴仪副总理与在京的知名中医药专家举行了座谈会。当时我坐在右边第一位，我很激动，发言说：“单靠西药治疗‘非典’是片面的，一定要中医直接参与防治‘非典’，中医要在防治‘非典’的第一线，根据病人的情况，诊断、立法、处方，方能收效。”后来广东省中医院将中医药防治“非典”的经验推广到了香港，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证明了中医参与新病种防治的必要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医药针对的目标从来不是单纯的疾病，不仅仅是病毒，更重要的是人体综合抗病的免疫力。医生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好宏观调控，既看到直接引起疾病的病因、病证，又要看到机体的综合抗病能力，既看到局部又看到整体，既强调驱邪又强调扶正。

　　再比如2007年冬天，一个东北的小孩子持续发烧，当地的西医院用了大量的抗生素，烧也没退下来。又做了大量的检查，结果一直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医院就怀疑是血液病。家长急了，就带着儿子到北京三芝堂求治。我们只用了三剂健脾祛湿的药，高烧就退了。众人喷啧称奇，都问是怎么治好的，孩子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其实我看的不是这孩子的病，而是他脾虚湿阻的内环境。我国现在的家庭，大多只有一个子女，从小娇生惯养，饮食偏嗜，又贪食冷饮，脾阳受损，湿气淤积体内。冬天的时候，受到风寒外邪的入侵，就容易发高热尔说孩子体内有病毒么？有细菌么？当然有，但是如果不调节改善患者自身内环境的平衡，不能发挥机体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就不可能收到很好的治疗效果，用抗生素也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我一看孩子舌体胖大，舌质暗紫，舌苔多且黏腻滑润，再一把脉，就判断出他的病机在于脾阳受损，湿浊内盛，用了健脾祛湿的药，自然效果很好。对于这种发烧，吃点芳香化湿之类健脾祛湿的药物，就可收到较好的效果。其实，有经验的农民都知道在橘园行间种植一些藿香，能够防止螨虫害。藿香并不直接杀死害螨，但是却能为螨虫的天敌长期提供食料和生息场所，增加橘园害螨天敌的数量，从而抑制螨虫为害。

　　中医治疗“非典”的方法也是如此，按照《黄帝内经》的说法就是“无问其病，以平为期”，关注的是人体自身小环境的阴阳平衡，以及这个小环境与自然界大环境之间的协调。

　　盲目用药，治病变成了制病

　　现代不少中医在诊疗的过程中，经常可以发现一个现一素，病情有没有改善暂且不论，但是他们的脾胃往往被药物所伤。

　　古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在中医区分的辛、甘、酸、苦、咸五味中，药品的味道为什么都偏苦呢？其实，我们的身体在很多时候都可以本能地选择自身需要的东西。当身体的元气或者气血津液失去平衡的时候，它能通过对不同口味食物的偏好而自动调节。例如饿了就会喜欢偏甜的食物，酒醉了会喜欢偏酸的食物，这就是身体的智慧。苦味则是我们的身体最排斥的口味，因为人体在长期进化过程形成了口味偏好，对于苦味物品的判断就是：这是不适合食用的东西。但是当人体处于疾病状态时，就会对苦味的味觉有所变或感觉不到那么苦。

　　药物入口，首先进入胃。中医说“是药三分毒”，这个毒指的是中药药物寒热性质的偏颇，正是因为这种寒热偏颇的药性，才能用来调节纠正我们人体阴阳偏盛偏衰的疾病。但是用之不当，用之过久，用时不考虑脾胃功能的健全与否，反而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损伤脾胃，不利于慢性疾病的长期治疗。所以医生在开药的时候，一般都会嘱咐病人在饭后吃药，就是为了减少药品对于脾胃的伤害。中药虽然药性平和、毒副作用较小，但其中一些性寒、味苦的中药，如果长期服用，也容易傍及脾胃。而西药中的抗生素类药品是最伤脾胃的。

　　服药损伤了脾胃，又进一步引发其他毛病；而脾胃功能不好，又会使药品无法吸收。所以说，在治疗其他腑脏的疾病时，也要时刻注意调理脾胃。

　　就以急性肝炎为例，急性肝炎为常见病和多发病之一。急性肝炎，很多都是由于湿热蕴结在脾胃，阻碍了肝胆正常的升降功能而造成的。很多医生一看到“肝炎”的“炎”字由两个。“火”字组成，就只看到火热为患的一面，使用大剂量的苦寒药，忽视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各腑脏之间的阴阳平衡和升降出入。结果就是病人的病情没有起色，甚至药后病情加重的也不乏其人。

　　人体各腑脏之间达成一个完美的平衡，

　　才会健康活泼。

　　1982年的时候，我接诊过一位张姓急性肝炎病人，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是某广播学院的教授，当时51岁。11月初，感到肝区疼痛，全身乏力，同时一直腹泻。他怀疑自己的肝部出现了问题，就到某医院去化验肝功能，被确诊为急性肝炎。那个医院的医生袭于惯例，加上病情急，就使用了大剂量的苦寒和香燥药剂，结果病情反而转重。急性肝炎既然是“湿热”所致，那么就用苦寒的药降火，用香燥的药去湿，本是正治，为什么会出现不良的副作用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忽视了中医说的“苦寒化燥，败胃”，忽视了调节气机的升降出入和阴阳平衡。

　　所谓升降，正如我们看太阳的运行，有日升日降，有日出日落，形成一个循环，从而生生不息；再看水的循环，也是有水蒸气的上升和雨雪冰雹的降落。人体也是一个小宇宙，也有升降出入。在人体的腑脏之中，也是一升一降的组合，肝、脾主升发，胃、肠主通降，这四个脏器是人体气机升降的关键。

　　在五行中，肝属木，在季节为春。肝的生理机能就像春天的树木一样，经历一个冬天的收藏，刚刚开始生长。它的生长方向是向上的，由低而升，树木枝条的生长是向外发散的，枝条之间，越是疏朗越能吸收更多的阳光。所以中医说，肝的生理特性就是“主升发”，“喜条达”；从功能方面说就是“肝主疏泄”。苦寒药虽然可以清热、燥湿，但是大量使用，那就像是早春之后突然来一个大降温，完全遏制了肝脏的升发特性和疏泄功能。

　　前面也提到了，苦寒药是影响脾胃功能的。脾胃在五行中属土，肝属木，树木也要从土壤中摄取营养，所以脾胃功能的损伤，非常不利于肝功能的恢复，所以中医说，知肝之病，当先实脾。

　　这位病人11月中旬到广安门医院求诊时就是这种情况，右胁胀痛，腹胀便稀，食欲不振，倦怠乏力。小便量少色黄，情志抑郁，烦躁易怒。晚上睡不安稳，经常噩梦纷纭。看起来形体肥胖，但两目无神，舌质黯红，苔薄腻微黄。这就是肝邰脾虚、湿热中阻的症状了。

　　治疗的要点就是兼顾肝和脾的特性，恢复它们各自的功能。所以在开处方的时候，首先就是用藿香、苍术、白蔻仁这三味药的芳香之品化解湿浊，先让脾土恢复生机；再用茵陈、车前草、茯苓、薏仁等甘淡的中药渗湿，让水湿能够被脾土吸收代谢，向下渗泄排出；再用郁金、山梔、橘叶三味药舒肝解郁，清除肝经中郁积的邪热。整个药方，没有大量使用苦寒、香燥的药品，因而不会伤及肝脏，也不会损害脾土的功能，却能消除急性肝炎的湿热、病毒，让肝气疏通，使脾的运化功能健全，从而让肝和脾开始良性循环。

　　病人用药5剂之后复诊，肝区胀痛减轻，饮食增加，晚上睡得也安稳了，除了肝病本身之外的其他病症都消除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专注治疗肝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依然要注意脾胃的枢纽作用。随后根据病人逐渐康复的身体情况，稍微改变剂量，病人服了21剂之后再去化验肝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其他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腑脏之间有生有克，有升有降，有出有入，达成一个完美的平衡，人体才会健康活泼。中医治疗讲究的是整体概念，人体又可比喻成一个生态圈，例如出现了病虫害，首先想到的不是合成毒药来杀灭害虫，而是从整个生态圈来考虑，看能不能从害虫的天敌人手，能不能从害虫的；食物链人手，恢复整个生态圈的平衡。而脾胃就处于这个生态圈的核心枢纽地位。

　　本文：节选自路志正《无病到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