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药厂：第一家近代公办现代化中药厂

　　筹设中华制药厂

　　中央国医馆成立后，“监督国药制造改良”是任务和目标之一。鉴于“我国国产药材极为丰富，奈我国人墨守旧法，不加改良，对于国药治病效能不能尽量实施”（《焦易堂对本刊记者之谈话》），以致“国内西药垄断，中药日渐衰颓”的客观现实，基于“若不设法补救，何以造福病民而挽漏卮”（《中华制药厂筹备迅》）的良苦用心，于1935年5月决定创办“中华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以“国产药材用科学方法制造，抵制外药以期减少入超数”（《中华制药厂筹备处已成立》）为宗旨。打算按照古方标准，计算出各种中药有效成分的剂量，用科学方法提取而舍弃其渣滓（《焦易堂对本刊记者之谈话》）。

　　当时设定的股份资本是国币20万元，其中12万元为购置机器、房屋及开办杂费，8万元为流动资金，建设厂址确定为南京李家山（《中华制药厂筹备迅》）。

　　因事关中医药的振兴大业，所以很快便得到积极响应与支持，“医界推举张简斋、陈逊斋、隨翰英、杨伯雅、郭受天等五人，药界推程调之、周晋生、施子良、刘古衡四人”为代表，公举中央国医馆副馆长陈郁为召集人，分头招募（《中央国医馆联合首都医药界拟组设中药制药厂》）。

　　为统一谋划建设，中央国医馆成立了筹备处，焦易堂为主任，陈郁、郭受天为副主任，负责拟定建厂方案、厘定公司章程，并将组织概况依据《公司法施行法规》，报呈南京市政府社会局备案（《中华制药厂缴股款办法》）。就在万事俱备之时，日寇入侵南京，一切都付诸东流。

　　建立中国制药厂

　　南京沦陷，中央国医馆迁至重庆后，焦易堂为贯彻其改良精制国药之计划，于1938年5月与振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等联合发起，租借重庆江家巷18号模范师师部为厂址，组建中华制药厂。“资本定为两万元，国医馆、振务委员会各担任五千元，其余一万由本市生熟药业负责凑足。技术方面，则由卫生署主任冯志东、重庆国医院曾义博士等三人负责”，内政部卫生署署长颜福庆在技术方面给以津贴（《国医馆等筹组中华制药厂》）。1938年10月，投入试生产。

　　1939年1月18日，在重庆商会大礼堂举行了中国制药厂成立大会。推举产生了董事会人员，董事长为焦易堂，总经理为焦叶书，冯志东为副经理兼研究制造主任，并委派了研究、制造、营业、会计、事务五个小组长。

　　1939年6月9日，制药厂遭日机轰炸，厂房震塌，损失占全部资产的五分之四，一度几乎不能复工。焦易堂调用中央国医馆的职员相助，将厂址迁建于巴县新桥，后又搬至巴县石梯沟。由于制药厂具有社会福利性质，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9年12月12日对“制成药品及制药所用国产原料”给予免除转口税、营业税及所得税。

　　1940年4月14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达重庆，原本想投资建造制药厂，将生产的药品贡献给政府，以应前方将士之需。到中国制药厂参观时，看到机器设备都很完善，遂即出资100万，共同合作，扩大生产。

　　生产经营及结局

　　中国制药厂“以采用科学方法，改良国药制造，期合现代化之需要为宗旨”。生产方针是“中药西制，人机参半”。主要设备有打片机、磨光机、糖衣机、轧花机等，主要工艺是对中药材经择验、烘焙、轧末、打粉、制片及蒸馏提炼等。制药方法有“国药国制（即法制）”“国药西制（即精制）”“西药国制”“西药西制”四种，设置有研究室、精制室、包装室、化学室、丸膏室、化验鉴定室、典制室、法制室、锭针剂室（《渝中国制药厂近况》）。

　　1940年8月，已生产出90多种药品（《中国制药厂各项注射剂丸膏剂出品》）。1942年5月1日，在重庆林森路432号设立陪都营业处，药品包括“预防常服药”“瘟疫痧症救急药”“寒暑感冒药”“肠胃病药”“虚弱贫血药”“疟痢药”“止咳药”“止痛药等16类（《中国制药厂陪都营业处开幕》）。各种中成药因“材取国产，法用科学”，质量优良，价格低廉，功效堪与进口药媲美，有的甚至超过西药，故前方将士、后方民众都乐于使用。

　　1943年焦易堂回原籍休养，由孔雯掀任董事长，刘一平为总经理。不久，孔雯掀在夜晚出席会议时，跌伤病倒，而刘一平以为有机可乘，擅自迁厂南岸，与其经营的植物油厂为邻，油厂员工即是药厂员工，不事生产，坐写假账，意图将药厂占为己有。

　　1945年春，焦易堂到重庆出席会议，孔雯掀病体亦康复，深感无法向焦易堂交代为歉，二人会商，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一场官司才将药厂收回。抗战胜利后，由郑曼青、覃勤接办（《追忆焦易堂先生》）。重庆解放前夕，该厂主要成员逃离四川，员工也自行解散。

　　中国制药厂以科学方法研究及制造的中成药，既方便服用，又提高了疗效，同时还引进了堪称先进的制药机，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创了我国现代化生产中成药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