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逃兵

　　很小的时候，小镇上有个叫孙老头子的老头。

　　父母辈的人说他起码有七十多岁，祖辈们说不止呢，得有八十多了。年轻一辈的人递给孙老头子一根烟：您老多大啦？他斜起浑浊的眼睛半天不说话，最后砸吧砸吧嘴用不太标准的家乡话回答：到岁数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答非所问。

　　孙老头子住在镇子最西面的一间小房子，很多年前那里是生产大队的库房，后来搞承包到户，废弃后不久塌了一半，剩下那半成了小镇唯一的榨油作坊。每年秋收之后春耕之前，这大约是小镇里最欢闹的地方。

　　幼年时祖父推着板车，上面堆了几包蛇皮袋装好的新鲜菜籽，我坐在菜籽上，去这个榨油小作坊。多年的烟熏火燎使得小作坊的墙壁上积了一层厚厚的黑色油垢，菜籽油特有的香气隔了一里多地都能闻得到。作坊里放着釜甑、炉灶、木榨、铁箍、撞锤、油缸等工具，孙老头子通常就打着赤膊站在昏暗的屋子里，唤一句：来了，等我抽完这根烟。

　　一根烟抽到烟嘴开始冒出黄色的烟雾，他小心的把烟屁股摁熄在墙面上，放进窗沿上的一个茶缸里。就走过来从板车上扛起一包四五十斤的菜籽，吃力的走进去，而后将菜籽倒入一个缺了一角的釜甑里碾烂，倒进锅里蒸，待蒸到适当时用稻草包成饼状。而后把十多个这样油饼放到榨仓中。

　　然后孙老头子就开始扶起撞杆，撞向木头做的楔子，喘着粗气。随着楔子被打入榨仓，黄亮、醇香的油脂便从油饼里一滴滴溢出，香气四溢。一包四五十斤的菜籽，通常只能榨出三四斤的油，而撞杆要撞击千八百下。有时候有好事的年轻人，抢着去帮忙，只百八十下，就腰酸手痛的败下阵来。

　　我隐隐记得祖父说过：孙师傅是厚道人，哪怕只要还有一钱油就必须要榨出来。

　　榨出来的油用壶装好，来人向来是要恭敬的说一声：谢谢孙师傅。且递上一包烟，一块六的中原或是二块二的红三环，这都是应有之意。

　　那时候的农村老手艺人，走在路上人都会先让几分。

　　春耕到秋收这段时间，是孙老头子最闲适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一大家子还是农村户口，有几亩水田，在榨油作坊的对面，隔了一条宽不过三米的小河。农忙的时候，祖父母们就把我和几个小孩子放在榨油作坊前玩耍。小作坊东面也是一片田地，更东面是小镇最边缘的房子，大概隔了两里地。而西面则是一片老坟地，爷爷的祖父母和父母就葬在那里，坟头大多已经被时间吹平，只有地面上十几株歪歪扭扭的松树，苍凉，寂寥。

　　我们有时候捡一些人家办喜事没有点燃的鞭炮，就在作坊的门口放，孙老头子经常借我们点了半截的香烟，去点燃引信。砰的一声，鞭炮炸响，孙老头子喜笑颜开，偶尔有胆小的男孩，他还怂恿着去。

　　那时贪玩，有时我们也把鞭炮扔在那片老坟地上或者夹着松树直愣愣的树枝上，孙老头子这个时候就发火了，用作坊门口晾晒的油黄色菜籽饼砸我们。小孩们一哄而散，他也追不上，只是对着那块坟地不断的念念有词。

　　清明的时候，老人们带着我们去老坟地烧纸钱磕头，孙老头子蹲在老坟地靠河畔的位置烧纸钱，有大人问老人们：孙师傅的老祖宗们也葬在这吗？老人们沉默，分出一叠黄钱纸对我们小孩子说：你们也去那边烧个纸，磕个头吧。

　　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孙老头子蹲在那里，手脚发抖，不断的喘着粗气，一叠黄钱纸一张一张的落在黄色的泥土上。很小的时候，我们大多能听从老人们的话，烧纸的时候磕几个头。而年纪大一点，便执拗起来，最多去烧半刀纸，却再也不肯磕头了。孙老头子也没有气急败坏的骂人，只是有时候站起来，朝着小河干嚎，听不到哭声，也看不见眼泪，就是脸上那股悲恸狰狞地有些吓人。

　　有一年清明的时候，他赤着上半身上坟，皮肤干涩的肚子上有一道汤圆大小的疤痕，最中心是浅褐色的往下凹进去很深，一圈圈向外面扩散，像树桩上的年轮。

　　许多年后，邻居家的哥哥大学读警校念法医，跟我们说，孙老头子肚子上的那个疤，是枪痕。

　　我们渐渐长大，父母从外地回来，第一次带回来一桶颜色透黄的油，说这叫色拉油。用色拉油炒出来的菜，颜色不再暗沉浑浊，老人们说：这没滋没味的，没有孙师傅榨出来的油好吃。年轻人们说：这个油健康，以后给孩子吃这个油。

　　后来，小镇上有了第一家超市，一桶桶颜色透黄的油码的整齐，色拉油，花生油，葵花油，琳琅满目。而这个时候，镇西面那家榨油作坊开始不再门庭若市，渐渐的，大家开始管孙师傅叫孙老头子。

　　而到了我高中回乡，再路过那间小榨油作坊，门口那块曾经被人来人往的足迹和车辙碾压的平坦的黄土地，在一场大雨后，泥泞不堪。而伴着整个幼时，浓重的菜籽油香，被刺鼻的化肥味道所掩盖。

　　席间听老人们提起孙老头子，都说他魔怔了，许多记忆浓厚的孩子们都面露不解。在居委会工作的亲人叹口气：这老头太拧了，不就是个革命军人证明吗，又拿不了多少钱。

　　原来，榨油作坊关张之后，闲下来的孙老头子整日在镇上晃悠，有天在镇上的政务公开栏上突然看到一则通告：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提高革命军人优抚标准......他遂跑到居委会去问，而几十年了，存档的优抚对象名单里根本就没有他。居委会让他出具革命军人证明，他说没有。让他写材料说明何时参加革命，何时退伍，他嗫嚅不语。

　　闹了好几个月，居委会实在没办法，以为他是为了钱，遂说：那就给你办个五保户，抚恤标准差不多的。老头就是不肯同意，非说就要一张革命军人证明。

　　年轻的村官们最后气急败坏：那你怎么证明？

　　老头拉着两个年轻的村官去了榨油作坊旁的老坟地，指着河畔那一捧黄土说：郭哑巴和赵三可以给我证明。村官们面面相觑，孙老头子突然嚎啕起来：当年他们就死在这啊，就我一个人活了啊，就我一个人啊。

　　1942年，18岁的孙老头子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老家所在县的区小队。适逢日军扫荡，军装还没穿上，枪还没扛上，参军第二天就被下乡扫荡的日军碰上，21岁的郭哑巴和22岁的赵三被捕，牺牲于那个河畔，他们指着那时候的小孙对日本人说：这孩子不是当兵的。日本人还是给了孙老头子一枪，命大，没死。

　　伤愈后，孙老头子的父母以命相逼，断了他再去找部队的念头。

　　1945年，国民党强拉壮丁，逼着孙老头子去当兵打内战，孙老头子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还是被拉到县城，他寻了一个机会跑了回来，没放一枪。

　　接着小几十年，他不敢说自己当过兵，不管是共产党的兵还是国民党的兵，他觉得自己最起码算是个逃兵。最险恶的时候，乡里乡亲的也都没有戳穿他。

　　村官们问他：那你现在怎么说起来了？

　　他蹲在老坟地的黄土上哭的撕心裂肺：优抚烈士的名单上没有郭哑巴和赵三啊，怎么能没有他们啊？

　　后来，居委会的人百般求证，终于给郭哑巴和赵三半了烈士证，但是无奈地对孙老头子的身份证明表示无能为力，而孙老头子婉拒了五保户的待遇，说够了。

　　5.

　　几年前，我回老家补办身份证。听祖辈们说，孙老头子去了，走的很安详。

　　祖辈们说起几件往事。

　　孙老头子的儿子回来看他的时候，开了一辆雅阁，乡邻们调侃他：哟，孙老头子，你儿子发财啦，开的日本车，要带你享福去啦。孙老头子抄起榨油作坊门口的菜籽饼就往系着红绸的新车上砸，谁都拦不住。

　　2012年保钓的时候，新闻上说好多日本车被砸了，孙老头子连说了几个好。而听闻有位日本车主被打成重伤的时候，他却喃喃道：这不对，这不对了，中国人怎么能打中国人呢。

　　那年老坟地改造，所有的坟都要迁到公共墓地去。迁坟那一天，有座坟，是孙老头子一锹一锹挖的土，一根一根拾的骨，他不肯借任何人的手。

　　两具遗骨，砌起一座新坟。墓口没封死。

　　没过多久，孙老头子也躺了进去，就此岁月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