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人的饮食养生

　　蒙元帝国时期饮食宴会之风甚盛。宴会的名目繁多，过年过节要饮宴，婚嫁生日要饮宴，请托酬谢要饮宴，亲朋聚会要饮宴，君臣议事尤其是举办类似忽里台大会那样的大规模的朝会更要饮宴。因此曾在忽必烈手下做过高官的王恽在一篇为人写的碑文中说：“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王恽之所以将蒙元帝国最高统治者举行的宴会，与战争、狩猎视为同等重要的大事，是因为按当时蒙古人的习惯，国家大事都要在宴会上讨论决定。而这一习惯的形成，和蒙元帝国建立前蒙古社会的游牧生活方式以及部落组织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当然，除了统治者举行的宴会，蒙古人也经常通过举办形形色色的宴会来联络感情，讨论事务，相互交往。虽然宴会的规模、档次，因举办者的身份、地位、财力、嗜好而有所不同，但由于在当时是比较普遍流行的一种聚餐方式，因此也相对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的饮食习俗和饮食养生价值趋向。

　　1．“诈马宴”

　　“诈马宴”又称“质孙宴”，是蒙元帝国时期最高档次的，也是最负盛名的国宴。元人周伯琦有幸在元上都参加了一次诈马宴，事后写了一首情文并茂的诗篇《诈马行》。诗前有一篇序，对诈马宴的盛况有既比较简练又比较全面的介绍：

　　国家之制，乘舆北幸滦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逊（质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饮。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嗷马三匹，他费称是，名之曰济逊宴。济逊，华言有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

　　再加上参考其他有关记载，我们大致可以比较清楚地勾划出诈马宴举办的程序及其壮观、奢华的情景。

　　第一，诈马宴要在预先选定的日子里举办。这日子，除了每年春节“元正朝会”（大年初一团拜）和“天寿节”（皇帝的生日）外，就是特别选定的吉日。日子选定以后，还要由宗教领袖（萨满或喇嘛僧）亲自出面，举行止雨、祈福等盛大的宗教活动,以保证宴会的顺利举行。对此，王褧的《诈马宴》诗有生动的描述：“宝马珠衣乐事深，只宜晴景不宜阴。西僧解禁连朝雨，清晓传呼趣赐金”。

　　第二，参加诈马宴的人须着盛装，如果宴会连续进行数天，必须一天换一色服装。而且每天的着装不得重样、重色。元朝时将这种按日统一服色的衣服称为质孙服。因此，诈马宴又称质孙宴。至于“诈马”一词，据韩儒林考证，系波斯语jamah的音译，意为衣。也就是说，质孙和诈马指的是一回事，都突出的是宴会上服装的变化与奢华。对此元人诗作中多有记载：“千官万骑到山椒，个个金鞍雉尾高。下马一齐催入宴，玉阑干外换官袍。”（杨允孚《滦京杂咏》）“只孙官样青红锦，裹肚圆文宝相珠。羽仗持金班控鹤，千人鱼贯振嵩呼。”（张昱《辇下曲》）。

　　第三，按规定就座。关于诈马宴座席的安排，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所记与周伯琦《诈马行》诗序所述大同小异。蒙元大汗和皇帝的御座御案，坐北朝南，高踞一台上。皇后、皇子分别在左右相陪。其他皇室成员和达官贵族，按各自的品级、爵位依次就座。只有品级较高者才有机会向大汗或皇帝敬酒。其余绝大多数人只能坐在大殿的地毡上自饮自食，更不能来回走动。

　　第四，颁宴前朗读《大扎撒》。大扎撒，意为“大法令”，是成吉思汗在蒙古帝国建立初制定的简单的成文法，由蒙古的习惯法和成吉思汗的“训言”等组成。正如张昱《辇下曲》所言，颁宴前朗读大扎撒，是为了告诫众人不要忘了先辈创业之艰难：“至元典礼当朝会，宗戚前将祖训开。圣子神孙千万世，俾知大业此中来。”

　　第五，正式颁宴。一位南宋宫廷乐师写过一首《忽必烈开宴歌》，记的虽然是忽必烈设宴款待投降后的南宋小皇帝母子时的情景，却从中可以见到蒙元宫廷举办诈马宴一类宴会时的奢华：“皇帝初开第一筵，天颜问劳思绵绵。大元皇后同茶饭，宴罢归来月满天。第二筵开入九重，君王把酒劝三宫。驼峰割罢行酥酪，又进雕盘嫩韭葱。第三筵开在蓬莱，丞相行杯不放杯。割马烧羊熬解粥，三宫宴罢谢恩回。第四排筵在广寒，葡萄酒酽色如丹。并刀细割天鹅肉，宴罢归来月满鞍。第五华筵正大宫，辘轳引酒吸长虹。金磐堆起胡羊肉，乐指三千响碧空。第六筵开在禁庭，蒸麋烧麝荐杯行。三宫满饮天颜喜，月下笙歌入旧城。第七筵排极整齐，三宫游处软舆提。杏浆新沃烧熊肉，更进鹌鹑野雉鸡。第八筵开在北亭，三宫丰燕已恩荣。诸行百戏都呈艺，乐局伶官叫点名。第九筵开尽帝妃，三宫端坐受金卮。须臾殿上都酣醉，拍手高歌舞雁儿。第十琼筵敞禁庭，两厢丞相把壶瓶。君王自劝三宫酒，更送天香近玉屏。”这首诗甚至将诈马宴吃什么，喝什么都介绍得十分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