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弗洛伊德与彼得·海勒的儿童精神分析（四）

　　?安娜·弗洛伊德与彼得·海勒的儿童精神分析（一）

　　?彼得·海勒（1929-1932）儿童分析的背景和简要概述

　　?重温安娜弗洛伊德儿童分析技术的方法

　　治疗的初期阶段：儿童分析的准备

　　游戏，梦，和解释：儿童分析的方法

　　虽然安娜·弗洛伊德在她1927年的演讲强调了成人分析和孩子分析之间的重要区别，而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她如何与9岁的彼得一起工作，如何模仿成人分析的技巧贴近他，为他提供躺椅而不是一箱玩具，以突出谈话（自由联想和梦的分析）而不是扮演重要意愿的沟通者。虽然年轻的彼得收到了绘画的材料（如书中被证实的大量的图片），但这个分析主要是通过话语、以及彼特所谈及的他的生活与想法，笔记常常提及他带来那些在家里写的故事（其中一些出现在书中）来进行的，他们在会谈中大声阅读，一起吟诗，他发现他已经非常希望与他的分析师分享。

　　安娜·弗洛伊德在《儿童分析技术》的演讲中明确表明，她对克莱茵和她的“伦敦学派”同僚在与儿童工作的中间阶段首先使用游戏的优先权很谨慎。这反映在她与彼得的工作中。显然她提供的是绘画材料而没有提供游戏材料。但是她没有强调使用游戏的原因是复杂的，儿童游戏不能被等同的视为成年人的自由联想，1927年她的这些演讲，常常被误解。与之相反的假设往往是，安娜·弗洛伊德同意克莱茵的观点，与成人自由联想可能做到的相比，儿童游戏比可以提供更多的直接接近儿童无意识幻想世界的途径。她关注的正是这些，就像她在1936年补充的，这将是治疗性的倒退：

　　孩子的梦和白日梦，游戏中激活的幻想，他们的绘画，这四个部分，与大人相比更露骨又容易理解，揭示了他们本我的趋向。但是，当我们摒弃分析的基本准则，奉行的冲突也随即消失，这来自于以下的冲突，当我们分析成人的时候，我们从自我抵抗中获取知识....因此，就会一种风险，儿童分析可能屈从于儿童本我的大量信息，而不是对婴儿自我infantileego认识的贫乏。[pp.40–41].

　　安娜·弗洛伊德关注/专注于，通过游戏绕过不成熟自我所浮现出的儿童无意识幻想。从她的角度来看，儿童分析师也应该对潜抑的本能驱力感兴趣（在游戏中被明确的揭示）以及自我的无意识工作（她认为，这些被游戏绕开了）。她认为，没有这样的双重焦点，就会有回到“预分析”的危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用催眠来帮助他的病人可以快速进入潜抑的回忆，但没有让他们这样的回忆融入他们的整个人格。

　　我们可以在彼得的治疗中看到安娜·弗洛伊德的分析位置，总是试图与本我、自我和外界的需求保持平等的距离。虽然她将大量的分析重点放在揭露潜抑的冲动（特别源自于俄狄浦斯情结），她对皮特试图处理冲动、使用“限制自我”“焦虑退行”的防御机制同样感兴趣。除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她注重外部环境的非常真实的需求，尤其是彼得接受的抚养中那些不可预测和去性化的世界，他混淆了父母的离婚，并对他的内心世界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

　　尽管，安娜·弗洛伊德与彼得的工作相对缺乏游戏材料，这是与当代方法主要的不同。也许最吸引当代儿童分析师的，就是她对彼得的梦的解释广度，以及彼得梦里出现的材料与自由联想中彰显的内容之程度。对于今天许多与儿童工作的分析师来说，梦的解释——尽管它在精神分析理论和历史中处于中心地位——但对于人格发展潜伏期的儿童不再是主要的治疗内容(LempenandMidgley2006)。然而，安娜·弗洛伊德在她1927年讲座中认为，当涉及梦的解释，“我们可以把我们从成人工作中学到的东西，原封不动的应用于儿童”(p.24)。彼得的案例，似乎支持以下的陈述，因为她的笔记中提到的大量梦的报告和自由联想的线索与之相关。例如在1930年2月，安娜·弗洛伊德记录的“瘸腿大叔的梦”：

　　他在Rosenfelds，然后去到他的祖母的房子。在门牌，应该看到，例如，海勒博士，说：瘸腿叔叔。他感到非常害怕，跑开了，然后他与Thesi在花园里，并说：瘸腿的阿姨。她说：你为什么总是说瘸子阿姨，它说：跛脚的叔叔[p.81]。

　　安娜·弗洛伊德则记录了彼得对他的梦的自由联想，那些与脚、卫生、焦虑于斜视的时候眼睛被陷在一定位置的相关的联想。在此基础上她解释了他的，对伤害自己或失去他的“脚”的手淫之恐惧，因为他做了一些不卫生的事。与自由联想相关的是他的眼睛，她解释说，“他幻想与父亲和母亲交合，斜视着看着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有勃起，他的阴茎可以保持僵硬勃起，松弛“(p.81)

　　笔记澄清了解释和获得洞察力是她工作的主要方向：彼得最终的治疗目标是，让他所有的压抑，无意识的材料被意识觉察：“我告诉他，作为一个规则：每个焦虑可以转换为一个思想”(p.135)。她在分析的第一阶段提供的诠释是经典弗洛伊德理论所强调的，对母亲的俄狄浦斯式的愿望、对父亲的敌视、以及由害怕/恐惧引起的焦虑。该诠释亦是经典弗洛伊德理论，强调俄狄浦斯冲突的双性天性(bisexualnature)，与年轻的彼得响应恋母情结焦虑一样，一方面，退行到肛门的性兴奋，另一方面，选择被动/同性恋的位置与恐惧的父亲角色相连接。儿童内部动力的这个模型是安娜·弗洛伊德对彼得治疗的核心，并贯穿于治疗第一年的所有解释之中。

　　儿童分析中移情的角色

　　儿童精神分析技术的第三章特地检验了移情在儿童分析中的角色，认为与儿童分析性的工作不能跟随成人精神分析的模式。如何考虑这一主题，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持续的依赖于他的“真实客体”（父母亲）意味着完整的神经症移情是不可能的。从他的角度来看，当父母还是孩子日常现实中有重要意义组成部分的时候，不能指望儿童创造出早期客体关系的“新版本”。虽然孩子会对分析师显示各种积极和消极的冲动，她认为，这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移情神经症”，在相对独立的成年患者的案例里会被这么认为。

　　她在1927年的著作中关于儿童分析中移情角色的作用曾经是最有争议的地方，也是在伦敦研讨会上被克莱茵和其他人批评的最厉害的部分。克莱茵(1927b)认为，即使是很小的孩子也能够发展出一个完整的移情神经症，在很早的治疗会谈中未能解释负性移情意味着儿童最深的焦虑有可能会被忽视。克莱茵相信这导致了治疗师和父母之间分裂移情风险的增加，伴随着，之前收到积极的情感，而后来是负面的。然而，安娜·弗洛依德立下了不同的观点，正如她在1927年的讲座中所说，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利用一致的解释和它的起源，对于一个成年人的负性移情持久的工作很长的时间。但，儿童针对分析师的的负性冲动——对此的揭示会有很多的面向——并应该尽快以分析的方法被处理。

　　阅读她关于彼得·海勒的分析笔记时，立刻清晰的是，安娜·弗洛伊德也特别留意任何出现在她年轻病人治疗中的移情表现，但是，她从来没有注意过对这些彼得“实际”客体关系的忽视。相反她在此中间移动——当移情显现的时候对其分析（而不是发现与移情相关的材料）——也同时讨论彼得与他父母的的真实关系，并试图去影响这些真实关系持续冲击他内部世界的方法。

　　被阐明的分析的目标一直以来不是修通术语中的移情，而是心理学动力学的术语：撤销防御让无意识冲动浮现到意识中，在那里他们可以被更多的“有适应能力的”方法处理。从安娜的治疗笔记中得知，这出现在治疗初期的几个月，安娜·弗洛伊德允许与彼得去形成积极的关系，这些感情没有被过度的解读。这并不是说，敌对情绪并非是“允许的”。

　　在早期治疗的会谈中，例如，她报告了彼得“对我很挑剔...找到我难看的图像等等”，而且她清楚的理解这中移情的条件。但是直到治疗进行到6个月她出现了直接移情解释。这来自于一次会话，彼得一直在生他妈妈的气，又突然消失了。对此，安娜·弗洛伊德解释为“他把他对妈妈的愤怒投向了我”(p.35)。彼得的反应是拿起刀削铅笔，突然说：“‘我会刺伤你’，像一个笑话，毫无预期的以令人惊讶的速度”(p.35)。再接下来一周采取的主题是对眼睛的攻击，当安娜弗洛伊德指出彼得的母亲又回来看他了：妈妈在这，又不在的空、拒人的、大声朗读圣诞目录的标题好几个小时。最终，星期五，他承认了他对眼睛的焦虑：他不能不画隆起眼睛的轮廓。那是怕有人会用针去刺穿他的瞳孔。我问他，是否想看一些禁止的东西。想了一下，他妈妈，当他去找她时，他发现她的门锁住了。

　　分析的前六个月里呈现的材料相当的典型。安娜·弗洛伊德在会谈中，将彼得的感情与母亲链接，将他的行为导向自己，我们将这视为“移情”，对正面和负面的角色予以承认。但是对此的解释将无意识的愿望（也就是被防御的部分）带入了意识之中。一度实现过后，继续进行的工作，缺少深层的移情影响来参照之。

　　随着分析的持续，但是，安娜·弗洛伊德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对彼得在移情中体现出的冲突方式。在她1930年二月和三月的笔记中，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将无意识动力被彼得意识到，她将这些描述为“高功能的移情”。

　　又一次非常的愤怒、责骂我、让我不许说话、说我是恶心的、我不应该笑。突然对我狂吼：你从哪里得到这条项链？我不想让你得到这样的礼物。就像一个嫉妒的丈夫，你不应该有私生活。对Burlingham[1]的嫉妒，我个人喜欢的，他只是职业上的，如果我突然想吻他那会怎样呢[pp.95,97].？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弗洛伊德1915年第一次描述的“色移”的意义，这里，属于客体的全部矛盾心理被转移到了分析师的身上。对于安娜·弗洛伊德来说，就像他父亲asforherfather，这可以被视为经典的阻抗——从而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分析自我挣扎于那些仍然潜抑的不能接受的想法与愿望，虽然安娜·弗洛伊德解释了色情移情，这显然是在“教育”位置的语境，帮助彼得从真实情景中去区分他的幻想。她对彼得解释道，这些情感是“自然而然的”，履行他们的职责“还不能出现，以后，有了女人，可以”(p.99)。她记录了这个干预给彼得带来了”极大的安慰“。虽然可能性的终止带来了新的移情，焦虑于她会抛弃他(p.109)，她似乎相信，他的恋母焦虑的修通已经大体上成功了。

　　?治疗的第二阶段：儿童分析和教养儿童

　　如果彼得·海勒经历了起初的15个月治疗后，已经于1930年5月完成，貌似是它原本的打算，笔记表明，曾有过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分析结局的理由。安娜·弗洛伊德相信，处于底层的对父亲的俄狄浦斯式的敌意，已经被解释了，症状也大为改善；负性的俄狄浦斯情节解决了，这个年轻孩子通过尝试“同性认同”来回应他的阉割焦虑，已经让意识和情感去修通其中的移情。就像老彼得的评论，貌似对笔记中那个阶段，他治疗终止的回应，“如果事情已经停在那里，也许就像一个快乐的结局将已实现”(p.336).

　　然而，第二个时期的彼得·海勒分析之景象是复杂的。在他的治疗间隙的五个月，安娜·弗洛伊德的笔记显示安娜·弗洛伊德相信彼得已经被他父母的生活”令人不快的改变了“，他认为性的过度刺激水平，与他母亲的偶联崩解了，已经重新唤起了他的恋母焦虑，到了如此的程度”唯一剩下的是他[曾]推行到了肛欲期“(p.221)。这反过来又创造了内疚和他是“恶劣的”之信念，然后看起来好像又确认了彼得的信念，他的妈妈已经放弃了，因为他自己是”猪一样“。彼得的相对不成熟的自我，可以说，已经无法应付超出他控制的外部事件导致的，加剧了的愿望和焦虑。在此情况下，安娜弗洛伊德明显感到，最好将分析继续下去，所以会议于1930年10月恢复。

　　从一开始，安娜·弗洛伊德曾提出自己作为一个彼得自我的盟友，支持它，让无意识的愿望和焦虑浮现，然后试图帮助它找到更多的适应性方法来管理他们。处于不同的条件，他扮演过”陪同自我“的角色，去帮助他建立自我的涵容能力，将他有可以用”有意识的谴责“代替无意识的压抑。作为回应，她鼓励彼得表现出更好的自我控制，我们可以注意到他试图内在内化他的分析师，作为一种自我理想。。例如，在一个点上，他发现他的冲动暴露清楚的彰显了一段时间后，它似乎已经消退了。他写给安娜·弗洛伊德的信中，他这样问：“你能再次告诉我，那是怎样的的规则对吗？”(p.124)。

　　儿童分析师应该作为自我理想的观念，对她的病人来说是一个最《儿童分析技术》提出的具争议的观点。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安娜·弗洛伊德阐述了她的信念，儿童早期的超我只是部分发展的，而孩子还依赖于他或她的照顾者保持错与对的意识。这种早期发展的影响了分析技术，而鉴于在成年分析中，对潜抑愿望的解释，被预期为导致他们再度出现在意识生活之中，这样，自我能够发展出一个增加的涵容去管理这些冲动（“本我如此，自我也应该如此”），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心智尚未充分发展，自己没有能力去处理“复而又来的压抑”。因此，她辩称儿童分析师在那时不得不去扮演儿童“自我理想”的角色，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管理在分析过程的解释作用释放出的压抑冲动之方法。她认为这是一个双重角色，“为了分析也为了教育，这就是说，在同样的呼吸”来分析和教导，这就是说，相提并论的，他必须允许与禁止，放松又重新绷紧“(p.65)。

　　在1927年的研讨会上，克莱恩和她的同僚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反对儿童与成人分析的这种基础认同，视儿童分析师的角色为很早期的俄狄浦斯情景，因为它在孩子的生命中的第一年中与产妇的乳房得到了发展，未诉诸于任何的“教育”干预措施。与其试图建立积极的关系，在克莱茵的观点里，儿童分析应该在治疗的开始接受儿童的敌意和侵略性的移情幻想；而不是去帮助儿童控制他/她的冲动，儿童分析应该只解释最深和最原始的忧虑，从而帮助修改已经形成的，而且往往苛刻的超我(Klein1927b)。

　　在彼得分析式治疗的第一阶段，人们可以找到清晰的实例，安娜·弗洛伊德扮演了很多教学的角色。在治疗初期，例如，她似乎鼓励彼得承诺避免在暑假期间游逛公厕，因为他向她报告过，他一直在做；并且，在第一阶段的治疗即将结束阶段，她积极的鼓励他去“为健康而骄傲”，而不是寻找来自病症的“进一步的收获”（人们感觉对不起他）(p.105)。当计划中治疗终止的临近，他恐惧于失落和再度的抛弃。她告诉他“为了显示他是多么的需要分析，不要在夜间尖叫。”——这是他承诺不去做的事(p.107)。

　　事实上，海勒在他的回忆录承认，这些鼓励他的尝试避免他的变老，神经症的诱惑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给予口头许诺是为了其他的人或者是沉浸在道德欣慰之中”他写道，”...“导致了太容易的约束与强制感，并希望去愚弄自己和他人”(p.300)。此方法来分析的局限性在年轻的彼得分析第二阶段变的尤其明显。他在案例材料里被映像为一个长大的男人，海勒困惑，他在1930年夏天遭受的复发是否是“至关重要的事件...突破到了更深的层次”(p.344)。虽然安娜·弗洛伊德的确让从事于这些新资料的分析，既试图重建可能潜伏着婴幼儿神经症体验的原始场景(p.195)。并着手于与遗弃母亲的负性移情(p.197)，回头看，他对彼得，也是海勒的复发，称之为“治标不治本”。她曾与彼得的父母工作过，设法限制彼得被暴露在承认性世界的程度。鼓励他父亲与情人安排一个单独的公寓，为了“空出彼得的兴奋”，支持彼得的妈妈转介到柏林的分析师；以及后来进一步（失败的）去试图劝说彼得的父母，他应该被送到一所寄宿学校，这样他可以“庇护于父母冲突之外，最重要的是，与（他父亲）‘同性化’的结合“(p.343)。虽然这些对环境干预措施的水平可能是用心良苦的，可能是真正的价值，而且，看来，彼得自己经历了这些，避免了与困扰他的“深层次”的搏斗。

　　安娜弗洛伊德的干预，在这一阶段分析中强调了与儿童疗愈性工作中核心的真正的张力。一方面她非常很真实感觉到外部世界对彼得发展的持续影响，并采取措施去限制正在遭受的破坏。毕竟，当持续的环境创伤或失败正在影响儿童的发展，完全聚焦于儿童的内部世界有一点的价值。但是海勒后来的反应暗示了不足，他感到被介绍的分析的谈话扮演了“治标不治本”的角色。现在回想起来，他认为，这导致了重要动力的忽视。

　　当我们转而注意从1930年末以来的个案记录，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转变实惠发生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分析期间：从第一年治疗中的，主要关注于俄狄浦斯情结动力学，转变为，就像海勒自己的记录，与母亲分离的“中心问题”“全部被占据并一遍遍的被修通”(p.356)。在第二阶段的早期，我们看到彼得“不停的用线绕渔线轮，扔到远离自己的地方，然后拉回来”——就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孙子在fort-da游戏中所作的一样，超越唯乐原则(Freud1920)，这是分离焦虑的反应。安娜弗洛伊德对此在一些层面继续解释，分离攻击的术语（“钓鱼就像谋杀”），同时还注意到彼得自己的“自发的解释”：

　　他滚动卷轴就像他的阴茎，现在自慰很频繁，这样做想要让一切都“好”并温和的（通过拥有像一个人的阴茎留住妈妈）[p.133].。

　　1931年夏季分析之中带你显然是由彼得妈妈的突然出现和消失所带来的强烈的情绪，联系到他的性冠以，这让彼得感觉即兴奋又排除在外。他母亲简短造访之后，安南报告了一个“指向我的移情，伴随着很多大声的愤怒、责备、以我是一个修女而终止责备（Menga注，关于我的私生活）”(p.197)。安娜弗洛伊德解释如下：

　　Meng（妈妈）不会有任何的人（修女）这样他就不会离开。对Manga苛求的愤怒指向了我。极具混乱，难以处理，十分兴奋，希望停止分析......在Menga离开之后，他转而爱我，是被上述提到的想法所干扰（他无奈的让女人去爱她）[pp.197,199]。

　　此阶段分析的笔记展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分裂过程，诋毁和理想化是儿童精神分析工作中的一种普遍的部分，儿童早期发展可能已经严重脱轨，生活在一个“非包容的”环境中。与年轻彼得工作的时候，安娜·弗洛伊德或许并未清楚的知道，如何与这种题材工作，来自人格发展阶段的最早期的动力，同时也试图解决真实的外部侵犯（当时，对分离的“亲职工人”一无所知，如今有的）。我们看见安娜弗洛伊德夹在中间。试图用她的分析去理解，以防止进一步困难的产生（例如，她告诉彼得的妈妈，如果她没有迫使，不让她的儿子触摸她的乳房，这样会更好。）但这对分析工作本身带来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彼得报告她母亲对他吼叫：“那种冰冷的女人胆敢品第一个感觉鲜活和开放的人！“(p.356)——如此的体验让年轻的孩子感到了在这两个女人之间的不可能的处境。回想起来，海勒写道，“回忆我的无能为力，对情绪的和解，与母亲以及我对安娜产生的情绪”(p.363)以及在他以后与女人形成的关系中，这些纠结如何呈现出来。

　　当我们来到治疗的最后几个月，会有一种感觉，分析脆弱的，在1932年初，安娜弗洛伊德建议彼得父亲，他的儿子应该与她的贴身伴侣，与火柴盒学校来往密切的DorothyBurlingham一起生活。当他的父亲告诉他这件事，彼得拒绝了这个主语，虽然安娜弗洛伊德这样解释：”如果他去了Burlinghams，他担心Menga会感到被伤害。“(p.225)，很显然，彼得感到陷入了一个忠诚冲突之中，分析工作不能够帮助到他。短短几个月，分析便已结束，彼得的尿床是成长中冲突的信号，安娜在后的笔记中如此解释。彼得·海勒在55年后，他自己的笔记中，补充说，

　　在这里，对男性气概的期待，治疗脱落了，至少，笔记告一段落....就像其格格不入，我现在被有系统的测试和考试所填鸭[他进入公立学校，直到他18岁]....当时，奥地利被tubing后，我们犹太人不得不转移到位于Realgymnasium维也纳贫民窟的小区里，虽然被我们的雅利安教师们称为”人间渣滓“，我们仍然获准毕业，我在1938年春天打算去做的，在我移民到英格兰之前，是一个犹太难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