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医辨证的证与候

　　中医辨证的证，实际上是证候，证和候不一样。

　　证，是对疾病综合的认知。

　　候，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相关性。

　　比如说感冒，非常明确是由外感邪气引起的一个综合症状群。感冒以后，在春夏秋冬不同的气候环境下得的感冒，就有不同的候。

　　在讲中药的时候讲过，冬天得的感冒要用麻黄一类的药发汗，夏天得了就不能用麻黄，因为夏天气候潮湿，所以夏天得的感冒要加点夏天用的时令药，用来去夏天的湿气。所以，不同季节的感冒，在临床开方子的时候，又有不同的用药方法。

　　中医中的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只是根据它的症状群，来说明偏寒偏热，并没有发现它是什么季节的感冒，生活在北方还是在南方、生活习惯等等。

　　中医的“辨证”俩字，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医生对一个病的全部认知，仅仅只是告诉你一个大体的思维，来描述一个医生对疾病的基本思维是什么。

　　还有证的内涵的演化，在张仲景时期和现在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的。

　　最早的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书里出现了200多个症状，是以症状群来分类的，这种分类到后来为什么不被人们关注了呢，是因为书里描述的每一个症状群，咱们都想象不到这是古时候的什么病，症状的名称也一直在演变。

　　我举个例子，黄疸这个病名从有文字记载至今大概有30多个病名，都和黄疸类似，黄疸有阴黄、阳黄这是现在大家的共识，还有酒疸，喝酒造成的黄疸，还有女劳疸是劳累以后造成的黄疸。实际上命名的时候是根据人群，哪一类人群怎么产生的，就把这一类人群的这个病，起了一个病名，所以从古到今，病名本身就在不断的变化。

　　比如说《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是辨证之祖，但是实际上对张仲景这个人的评价很值得我们大家关注。这本书为什么叫《伤寒论》，后来为什么又出了一本《金匮要略》，这两本书之间有什么关系，《伤寒论》到底是谁给定的397法，谁给定的113方？实际上写这个的人是谁呢？是唐代的林亿，他在评论伤寒论的最后一句话“伤寒论397法，113方是也”，这是林亿给定的并不是张仲景给定的。

　　各代都在研究《伤寒论》，都说张仲景本意是什么，其实人家不一定是那个意思。

　　关于中医的“证”，再看大家发表的论文，从文字上来讲大家的争论也是比较多的。中医基础中讲病、证、症之间的关系，咳嗽、发热是症状这个大家没什么异议，病刚才我们谈过了，实际上也是分三大类。

　　提到“证”字，大家就会想到诊断里面规定的证候的内涵是什么，它的表现形式是证候，证候就是一群症状，如果讲那一群症状大家还比较容易掌握，觉得这不是独立的而是一个全面的表现，这样来把握，符合中医的整体观念。张仲景在《伤寒论》里经常提到，咳者加五味子干姜，这个算不算辨证？我的理解是这个也是辨证，实际上如果把症状也当成辨证的话、症状群也是辨证，病也是辨证，这些实际上都是证，这个证真正的含义，很多前辈也是这么认为，实际上辨证论治的“证”字把它理解成证据就可以了。

　　不管是症状还是病，都是有客观依据能让大家去掌握的，我们现在讲证候的时候，比如说风寒表实证，它也是一组症状，发热、恶寒、无汗，见到这些了就可以考虑。所以我觉得对于辨证论治的“证”，之所以大家有那么多的分歧，是因为各家给它的定义都不相同，从《伤寒论》时代到现在，要让大家直接理解的话，“证”就是证据。现在西医在强调循证医学，强调大量证据的综合得出一个结论，其实中医治病，并不是没有依据而全部凭我们的想象思维，只不过有的是根据症状来治疗，这是一个低层次的辨证，有的是根据病，这是比单纯症状要高一个层次的辨证，到了证候，这是一个接近疾病全面状况的辨证，我觉得辨证论治应该包含了辨症状、辨疾病和辨证候，这些合起来才是辨证论治的全貌。

　　证候的“候”字，表示的是某一个时间段的症状，他确实是这样的。疾病在整个病程的不同阶段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强调的是现阶段应该怎么来处理，而不是说它以前怎样或者将来怎样，抓住当前这个时间段里的所有表现来治疗。“候”字本身就是个时间的概念，古人讲5天为一候，3候为1节气，每个月有2个节气，1年为24节气。

　　所以说，证候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考虑到不光是它表现的症状，而且把时间和空间统一起来，我觉得这样理解比较符合实际。

　　比如说夏天老大夫都喜欢开点佩兰，因为夏天潮湿，用点佩兰去去湿气，这符合夏天这个气候的总体规律。所以老中医开方子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药跟这个病都没关系，他为什么这么开？就是考虑到季节、环境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