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圣人养生智慧（三）

　　四、养生家孙思邈

　　孙思邀（541或581~682)，唐代著名道士，杰出的道医学家，药学家，道医理论集大成者，民间称之为“药王”。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幼聪颖好学。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及长，通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佛典。年十八立志究医，“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北周大成元年(579)，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在今陕西郿县）学道，炼气、养形，究养生长寿之术。及周静帝即位，杨坚辅政时，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就。隋大业(605~618)中，游蜀中峨眉。隋亡，隐于终南山，与高僧道宣相友善。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召至京师，以其“有道”，授予爵位，固辞不受，再入峨眉炼“太一神精丹”。

　　显庆三年(658)，唐高宗又征(673)．居于鄱阳公主废府。翌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仍固辞不受。咸亨四年(673)，高宗患疾，令其随御。上元元年(674)，辞疾还山,高宗赐良马，假鄱阳公主邑司以属之。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朱徽宗崇宁二年(1103)追封为妙应真人。

　　1亲自采药试药，终成“药王”

　　据传孙思邈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白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他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及前代医学理论，为医学和药物学作出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

　　他汲取《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的学说，在《千金要方》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论》后，将伤寒归为十二论，提出伤寒禁忌十五条，颇为后世伤寒学家所重视。他搜集了东汉至唐以前许多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著《千金要方》三十卷，分二白三十二门，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全书合方、论五千三百首，集方广泛，内容丰富，是我国唐代医学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臣著，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和贡献；并对日本、朝鲜医学之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干金翼方》三十卷，属其晚年作品，系对《千金要方》的全面补充。全书分一百八十九门，合方、论、法二千九百余首，记载药物八百多种，尤以治疗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见疗效。

　　他坚持辨证施治的方法，认为人若善摄生，当可免于病。只要“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疚，天地有可消之灾”。他重视医德，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声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他极为重视妇幼保健，著《妇人方》三卷，《少小婴孺方》二卷，置于《千金要方》之首。

　　2人命至重，大医精诚

　　孙思邈是古今医德医术堪称一流的名家，尤其对医德的强调，为后世的习医、业医者传为佳话。他的名著《千金方》中，也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专门立题，重点讨论。而他本人，也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德艺双馨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历代医家和百姓尊崇备至的伟大人物。孙思邈把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他在其所著的《大医精诚》一书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夫大医之体……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酝禄兼陈，看有若无。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义戴面，面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盲也。”上述的寥寥片语，已将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情操，展示在人们面前。

　　孙思邈还对良医的诊病方法作了总结：“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胆大”是要有如赳赳武夫般自信而有气质；“心小”是要如同在薄冰上行走，在峭壁边落足一样时时小心谨慎；“智圆”是指遇事圆活机变，不得拘泥，须有制敌机先的能力；“行方”是指不贪名、不夺利，心中自有荡天地。这就是孙思邈对于良医的要求。其实，何止于医者，仅从为人的角度上来讲，恐怕要做一个有气度、有担当的人，也不悖此道吧！

　　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干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他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宇，名《千金要方》和《下金翼方》。这两部书的成就在于：首先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很深的研究，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靠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更具体的内容。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

　　《千金要方》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药齐备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足民间单方验方。广泛吸收各方面之长，雅俗共赏，缓急相宜。时至今日。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确实是价值千金的中医瑰宝《千金要方》是对方剂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书中收集了从张仲景时代直至孙思邈的临床经验，历数百年的方剂成就，在阅读仲景书方后，再读《千金方》，真能大开眼界，拓宽思路，特别是源流各异的方剂用药，显示出孙思邈的博极医源和精湛医技。后人称《千金方》为方书之祖。

　　《千金要方》在食疗、养生、养老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孙氏能寿命逾百岁高龄，就是他在积极倡导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其自身实践相结合的效果。孙思邈的辉煌成就，生前就受到了人们的崇敬。人称“药王”、“真人”、“药圣”，隋、唐两代都很器重他，知名人士亦多对他以礼事之。他去世后，人们在其故居的鉴山畔，虞诚奉祀。乔世宁序中云：“鉴山香火，于关中为盛，虽华岳吴镇弗逮焉。”孙思邈在日本也享有盛誉，尤其是日本名医丹波康赖和小岛尚质等对十分崇拜。

　　在药物学研究方面，孙思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药物的采集、炮制到性能认识，从方药的组合配伍到临床治疗，孙思邈参考前人的医药文献，并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证心得，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载方5000多首，书中内容既有诊法、证候等医学理论，又有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即涉及解毒、急救、养生、食疗，又涉及针灸、按摩、导引、吐纳，可谓是对唐代以前中医学发展的一次很好的总结。而《千金翼方》载方近3000首，书中内容涉及本草、妇人、伤寒、小儿、养性、补益、中风、杂病、疮痈、色脉以及针灸等各个方面，对《千金要方》作了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书中收载的800余种药物当中，有200余种详细介绍了有关药物的采集和炮制等相关知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将晋唐时期已经散失到民间的《伤寒论》条文收录其其中，单独构成九、十两卷，竟成为唐代仅有的《伤寒论》研究性著作，对于《伤寒论》条文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临床实践中，孙思邈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阿是穴”和“以痛为腧”的取穴法，用动物的肝脏治疗夜盲症，用羊的甲状腺治疗地方性甲状腺肿，用牛乳、豆类、谷皮等防治脚气病；对于孕妇，提出住处要清洁安静，心情要保持舒畅，临产时不要紧张；对于婴儿，提出喂奶要定时定量，平时要多见风日，农服不可穿得过多……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孙思邈崇尚养生，并身体力行，正由于他通晓养生之术，才能年过百岁而视听不衰。他将儒家、道家以及外来古印度佛家的养生思想与中医学的养生理论相结合，提出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时至今日，还存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心态要保持平衡，不要一味追求名利；饮食应有所节制，不要过于暴饮暴食；气血应注意流通，不要懒惰呆滞不动；生活要起居有常，不要违反自然规律……

　　3善于用意，即为良医

　　形神兼治，以“神”为先。但是，“神”在道医和中医理论中，并非同一个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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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神

　　现存最早甲的中医经典《黄带内经》将人的心理活动称之为“心”或“神”。这里的“神”，主要是指情志因素，也可以称作“识神”、“君神”。因此神虽来自于五脏、五情、五志，但是均须为心神喜志所统辖，故医学心理学的主导思想是劝人乐观待世入世。中医有时也喜欢使用所谓的“形神兼治”的字眼，但其含义其实就是身心兼治，与标本兼治并无太大区别。《素问·六节藏象论》云：“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这是将人体解剖学上的心脏，用来表示人的精神心理活动。《黄帝内经》认为，“神”的活动是通过“五种”和“五志”来表现的。所谓“五神”即神、魄、魂、意、志，分属于五脏；五脏又产生五志，即喜、怒、悲、忧、恐。具体而言，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这些论述就将人的各种情绪与各个内脏的功能一一对应起来，系统阐述了人的心理活动与形体的生理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孙思邈的《干金方》中继承了《黄帝内经》的医学心理学思想。《千金要方》卷十三开篇云：“心主神。神者，五脏专精之本也，”同一篇中，他又引用《灵枢，本神》的原文具体阐明了形与神之间密可分的相互影响：“心藏脉，脉舍神，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胭脱肉，毛悴色夭，至冬乃死。”孙思邈认为，人的心与身互为表里，相互统一，过度的情志活动必然会导致脏腑的损伤。比如“五劳五脏病”，“五劳”谓“志劳、思劳、忧劳、心劳、疲劳”，他指出“凡远思姓虑伤人，忧恚哀伤伤人，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戚戚所患伤人”（《千金要方·卷十九肾脏篇》），反复论证了各种精神刺激对人体的不良影响，详尽说明了人的精神与形体、心理状态与疾病的互相影响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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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啬神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二十七中提出了“养性十要”，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啬神”。“啬神”一词源自老子《道德经》“治人事天，莫若啬”。《韩非子》的《解老》篇说：“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此处的“啬”指的是收敛神气，俭约情欲。这里的“神”是指“精神”、“神经”、“元神”或“心灵”。《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篇》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昏乱，多愁则百脉不定。”孙思邈提出：“既屏外缘，会须守五神、从四正。”五神为五脏之神，四正为言行立正。儒家提倡道德养生．孔子有“思无邪也”之说。孙思邈则认为“最不得浮恩妄念，心想欲事，恶邪大起”。可以说，孙恩邈的“啬神养性”乃是吸收并融合了当时儒、释、道关于“神治”论述的精华．与中医所谓“心神”全然不同。

　　在中国医学史上，《黄帝内经》继承老子《道德经》的“道”的思想，最早提出了“祝由”（或简称“祝”）一词。《索问·移精变气论》言：“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灵枢·贼风》：“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可祝由而已也。”

　　孙思邈在临床实践中，特别重视“意”对“医”的重要影响，首次明确提出了“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篇》），也就是说，良医要善于借助良性的精神刺激，开发出病人的潜能抗体促使疾病痊愈。基于这一观点，孙思邈沿用了传统的“祝由”，将道家符咒信号治病的方法作为精神疗法的主要形式，在《千金方》中专作《禁经论》。篇首云：“医方千卷，未尽其性，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引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急救之术。”这当中的“禁咒”、“符引”本为道医治病的两种秘密医术，被孙恩邈借用作“祝由”的主要方式。“符”是形象的文字，“咒”是神秘的语言，都是第二信号在人体大脑中的条件反射。现代医学证明，外界刺激（包括精神刺激）通过改变神经系统的功能，能强烈地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也就是说，人的情志、情绪对防治疾病的影响不可忽视。例如孙思邈在《千金翼方·禁经论》篇中引用了“禁时气瘟疫病法”：“天封吾以德，地封吾以道，吾奉天威与地威，吾遇石石烂，按症痴散，左达右贯，贯骨达体，追病所在，何邪敢进，进者斩死，北斗七星饮汝血，叱叱灭手下，急急如律令。”同篇“禁时气法”：“沐浴身体令净，去瘟疫恶鬼。九真行道，邪气敢当。元气洞达，百邪消亡。伏羲女娲，五疽地主，流人四肢，主作千病万病，上气虚寒，皆以风邪鬼所为。急按急按，灭绝手下。急急如律令。”从表面看来，以禁咒之法驱除瘟疫时气，难免被认为是荒诞怪异。但是，在消除病人郁积不畅的情绪、增强病人与疾病斗争的信心时，这种看似荒诞怿异的符号亦时有作用，这就是在临床中精神疗法自觉或不自觉的功效。

　　明代的吴鞠通认为：“吾谓凡治内伤者，必先祝由，详告以病之由米，使病人知之，而不敢再犯，又必细体变风变雅，曲察劳人思妇之隐情，婉言以开导之，庄言以振惊之，威严以悚惧之，必使之心悦诚服，而后可以奏效如神。”这段话表明，到了明代人们对传统的“祝由”法的认识与理解就更加明确具体了。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的最新调查显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精神疾病。目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竞争相当激烈，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日益凸显，这从不同侧面给人们造成了相当大的精神压力。近年来，由于精神因素而导致犯罪的各类报道屡见不鲜。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精神健康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有关精神分析的研究和疗法基本上源于两方，其创立者为西方的心理学家。东西方之间在历史、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众所周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表达方式、接受方式与西方人有诸多的不同之处。以中国古老的道医文化研究人的心灵问题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4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

　　“上医”之说，古已有之，在治疗上中医认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孙思邈《千金要方·诊候》中，为“上医”赋予新的内涵，定义为：“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上医医国”的“大医”思想直接根源于老子《道德经》。

　　在“上医”学说基础上，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习业第一》中创造性地提出“大医”概念，并系统而准确地为“大医”（即“道医”）做了定义：“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无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小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小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