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奴隶最后的吼声 | 周记

　　认知

　　本周遇王蒙老师。王蒙是知名人物，记得大学时就在课堂上讨论过他的“少共情结”。他官至文化部长、中央委员，后来听舒芜先生介绍，王蒙年轻时写小说差点被批判，是毛在一次大会上的发言保了他，毛说他跟王不是儿女亲家，他不是为王说好话，但这个人写坏人写得好，等等，如此过关。再后来，听到王蒙的事更多了。各种议论都有，但不管如何议论，人们都承认，这个人聪慧。据说，在特殊时期，部长们都要表态时，他称病不出。不意几十年后，我们能够同台做节目。

　　王蒙

　　我们谈到了孙中山。王蒙称赞孙先生“知难行易”的学说，遗憾当时没有时间展开。事后我回想以王蒙之聪明，何以强调孙的这一命题。孙的这一命题确有意义，试想我们在生活中时时碰壁，轻率言论，轻易行动，撞了南墙后，我们往往归咎于环境、外人，从未想过是我们自己的认知出的问题。一人一家如此，一国一时代何尝不如此。就如中国是什么的问题，至今我们难以说知道，但似乎人人都在付诸行动，要把中国带到自己理解的道路上去。

　　关于认知，还有一个重要的思维品性问题。即政治文化乃至信仰领域的认知，如以绝对、权威、正确等为标准的话，其思维品性还在孩童期、孤家寡人或说臣民子民阶段、老大或说帮会信徒状态。这也是我们从公开的平台到私下的微信圈子中常见到的情况，我们总以为自己或自己这一拔儿是对的，别人的存在就是供我们敌视、批判或挑剔的。一二十年前，我曾经听到自己一边的人说，我们得树一个头儿，群体没有领袖不好发展；后来知道，陈云讲过类似的话。

　　江湖、圈子乃至政治架构因此异曲同工，党同伐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也是为什么左或右、上层或下流难以坐在一起，“共商国是”，“共话桑麻”。

　　西方人超越这一孩童期的历史也相当惨烈，好在他们中的明智之士说出了言论自由，“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他们中的有识之士想到了“三权分立”……最重要的，度过类人孩阶段的成年个体，能够通过宪政制度来表达诉求。这个文明历史可以用书面语言写无数著作，但说到底其缘起之一就是前述的对认知有限性的承认。

　　认知是难的。但不要紧，只要承认认知有限，哪怕没有听到福音，不知道上帝的观念、大道的说法、科学的结论，也不要紧，也仍能在现世获得幸福和意义。但遗憾的是，在地球上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仍有人天真的、别有用心的或不得不追认他们中的一员为大家长、领袖、天才，仍有人认为某个教主是唯一的神，拥有唯一的法。我有时不免恶意地想，就像赛马，各方选出的马都有值得夸耀的特点，但恐怕没有一方认为自己的马是空前绝后的“马”，大家唯“马首”是瞻，但为什么在知识论上就可以唯自家的马首是瞻呢？

　　最后的吼声

　　周二贾敬龙被处死。经多方包括中国日报在内的媒体呼吁，这个年仅三十岁的中国人仍未活下来。他死前留了一首《沁园春》：“一任孤掷，贾在高营，惟是泯仇愧泽酬。但已矣，恨有幸人来，泪与君别。”我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读了他的自辩词，这个我们时代的“受害者”，被“逼得无以为继，走上梁山”。他没有苟活，如他一首诗说，“人生一世草一秋，卑躯屈膝男儿羞；即有舍生取义志，何惧此刻命将休。”

　　对这样的事件，自当年为孙志刚写墓志铭以来，耳闻目睹的事件太多，李思怡、杨佳、夏霖，数不胜数，我不知道何时是一个尽头。这次看到有人给贾敬龙办了“各界诗祭贾君敬龙”的网上诗词展，有那么多人为他鸣冤，稍觉安慰。

　　孙志刚

　　孙志刚，大学毕业两年后，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从“收容”变“救助”，湖北青年孙志刚被活活打死，年仅27岁。在媒体和学界关注下，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我个人想到两个关键词，最后的吼声，这是奴隶。在自己的博客上搜索，果然搜索几年前写的几则感想：

　　一个社会有与之相应的社会运动，只有如此，颟顸横蛮的官员、不曾交待合法性的政权等等才能在社会力量面前得到审判、校正。没有社会运动，人们生活的国度就没有社会，只是军管、警察管、官管、金钱管等等绑架了的变相的集中营。社会运动多发自“最后的吼声”，但它的摧枯拉朽催生了新的生活，新的创造。

　　在天籁地籁人籁中，人籁的最高形式或表达是代表了他置身的群己的呼声。民族风、国歌、民族精神的人格形式，都是如此。故表彰的赞辞多有说，他喊出了一个时代的声音。有人质疑国歌，到了最后的关头，才被迫发出吼声；这是什么样的奴性或耐性？把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是什么样的城墙？这是什么样的民族？

　　马太效应是上干天和现象，是天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的一种变异。人们对独夫民贼不能闻而行春秋事，故强愈强，弱愈弱。圣经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诗人写道，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的言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知道，选民可能选出一个蠢才或坏蛋当总统，所以设立两院加以限制。元勋们还知道，两院议员也不一定可靠，又设立大法官加以法治。元勋们也知道，大法官也许无知或被收买，所以不允许官方办媒体，让媒体获得特权：言论自由。元勋们考虑到最坏事情发生咋办：政府强权，两院失职，媒体失声。这时候，百姓最后的抗衡手段：可以持枪。枪！持枪权，这就是美国精神的精髓所在！这个网友如此强调“元勋们”，大概是对当代中外“精英们”的智力和道德表达他由衷的鄙视。

　　在这个“天地闭、贤人隐”的时候，人们会渴望领头人出来。是的，文明史的演进经验，不仅共同体成员要明白认知的有限性，也要在一统格局内外，支持另一种力量的汇聚，没有另一种力量的“革命”，暴政暴行就永难消除。当年龚自珍感叹万马齐喑，呼唤山中之民的出现，半个世纪后，才真有一个中山君出现。忘了是谁说过，你不能听孙中山的演讲，你听着听着你就会跟着他走了。今人诟病孙文，大概是怕大家都跟着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