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把一切都告诉孩子吗？

　　同集中营中睁大眼睛、无辜的稚嫩面孔一样，在多尔多的面前，是一个被收养的孩子，父母离婚的孩子，父亲被关在监狱里的孩子，或者还有其他悲剧故事中的孩子，他们只有沉默……完全没有关于他们历史的话语。标准做法就是什么也不说，将其模糊化，个人史的标记将缺席。那么这样究竟是为了保护孩子，还是为了保护成人？其重点是什么？

　　如果我们连确保孩子自身生活的首要方法都不能给他，又如何保护孩子？除了认识事实本身之外，还能有什么方法？在沉默中长大的孩子，若偶然发现了被隐藏的真相——这些事情或有发生——随之而来的是令人不安的和具有损害性、创伤性的后果。

　　在这种突然的情况下获得的认识，是孩子独自面对他不应该了解的东西，然而这些又是跟他有关的、某种程度上属于他的东西。在这样的模式下，它不再是建设性的——在孩子的生命之初它本来应该是建设性的；而在这里，它是以一种致命的姿态，在孩子的内心世界中留下烙印，孩子在其成长过程中早已被沉默挫伤。而且，孩子失去了对成人的信任——这种为了去闯荡外面的世界原本需要的信任。

　　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不认识其起源的情况下进行自我建构，如果没有话语，他也不可能克服那些创伤，话语还必须来自他所信任的一个人。比起面对真相的痛苦来说，谎言或是沉默更令人痛苦。

　直到生命的最后，她还跟DDASSDDASS的孩子们在一起。很快她就意识到，不管孩子的生活真相有多沉重，只要我们给予他关于自身历史的真实话语，与此同时我们就可以让他找回接受其自身生活并进行自我建构的可能潜在动力。不管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他都能与这种生活共存。而如果我们取消了这个真相，他就无法继续生活。

　　关于生活的真相，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基础，如果将其剥夺，就是切除其部分身体。多尔多曾经清楚地表示，每个人都有一些结构性的真相，如果它们缺失的话，结果将会是毁灭性的。

　　按照某些父母的理解，他们必须把所有一切都告诉孩子。于是他们讲述自己的担忧，他们吵架的原因，生活的困苦。他们把孩子当作知己密友，真诚地以为这个人可以、甚至是必须知道这所有的一切。

　　但是孩子既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完全承受。

　　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孩子终究像一块海绵。当他们融入这些本来跟他们不相干的话语中时，他们实际上成了父母们的治疗师。于是他们想开解父母，想平息父亲母亲的悲苦，舒缓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是他们改变了位置，更换了生命原本的轨道，把本来该用来长大的能量统统留在了这些事情当中。

　　当本来跟孩子无关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可以跟孩子这样说：“我的心思的确被占据了，心情低落，愤怒，但是这一切都跟你没关系。”而把所有一切事实都告诉孩子的举动，是无用而且愚蠢的。

　　说出真相，是说出与孩子有关的真相，是他需要用来成长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