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罪恶中最致命的，是对儿童精神的摧残

　　毫无疑问，现代村庄的构成会让第一次说出这句谚语的圣人感到迷茫。在早期社会，从前的地方，甚至直到不久前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村庄”都是指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人们和家人生活、工作在一起。对很多人而言，看到这个词还是会让他们在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路标：“家乡美国小镇，人口5340”，然后就想起当地教堂和居民俱乐部的标志。

　　但是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村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实际上，我们的文化已经变得太过疯狂杂乱、支离破碎，很难描绘出一幅现代村庄的图景。大家庭很少居住在同一座镇上，更别提同一所房子里了。在很多社区里，犯罪和恐惧让我们大门紧锁。过去我们常常坐在门廊或过道上跟邻居闲聊，现在我们坐在昏暗的客厅里看碟片。我们不再在大街上闲逛，而是花大量时间开车，去逛大同小异的商场。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参加市镇协会、教会、联盟、政党，甚至不再加入保龄球俱乐部。

　　当下村庄的范围已经远远扩张到城镇以外。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通过收音机、电视、报纸、书籍、电影、电脑、碟片、手机和传真机与大量的人和事接触。技术让我们与技术所创建的非个人化的地球村紧密相连。

　　对很多人而言，这个美丽新世界似乎既不人性化，也不宜居。于是人们渴望回到“过去的好日子”，作为逃避当下问题的避难所，这也不足为怪。但是，逃避的同时，我们也蒙上了自己的双眼，无视在我们生活中继续发展的村庄，看不到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村庄不再是地图上的某个地方，或者是一个人名和组织的清单，但它的核心依然没变：它是支持和影响我们的生活的价值和关系网络。

　　所有罪恶中最致命的，就是对儿童精神的摧残。

　　一个看到自己的妈妈被杀害的小男孩一遍又一遍地重现她死亡时的样子：倒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通过这种方式，他记住妈妈，应对丧母之痛。卷入暴力的儿童往往难以集中注意力，或难以入睡。他们可能常常回想起暴力，无法建立起信任关系。一些人变得对未来充满妄想或变得愤世嫉俗，继而可能导致酗酒或吸毒。正当许多学校正在削减训练有素的咨询师或老师这样的“额外人员”的时候，孩子却需要他们的倾听，需要得到帮助以说出自己的经历。

　　在纽黑文，六、八、十这三个年级的学生中每10个就有4个说他们看到过暴力犯罪。警察和心理健康专家已经与儿童发展与社区治安项目形成合力，该项目旨在帮助那些在家或者街上经历暴力冲突的孩子。受过培训的警官接触这些脆弱的孩子，发现他们何时需要额外的辅导，并负责他们得到这种辅导。

　　在家里不断目睹家庭暴力的孩子可能会认同同性家长的主导性行为。男孩可能会接受父亲的虐待行为，而女孩可能像她们的受害者母亲一样在人际关系中充当受害者。同样让人担心的是，处于家庭暴力中的男孩和女孩可能慢慢将暴力当作解决冲突的主要手段，并把它当作任何亲密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基于总统自身的个人经历，他对《反暴力侵犯妇女法案》给予高度优先权，该法案将家庭暴力视为严重的犯罪。

　　我们还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儿童的身体和性虐待。大多数成年人都会觉得一个成年人虐待儿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根据1995年美国儿童虐待和忽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每年死于虐待或忽视的儿童有2000名。4岁和4岁以下的儿童被谋杀率已创40年来的新高。每年，1.8万名儿童遭受几乎致命的虐待和忽视，导致身体永远残疾，另外几万名儿童将带着精神创伤步入成年。每3个受虐儿童中就有一个年龄不到1岁。该报告估计，仅在1990年就有141700名婴儿和儿童严重受伤或受到忽视。报告说：“在C·亨利·肯普博士首次描述‘被虐儿童综合征’后的33年里，死于虐待和忽视的儿童比死于城市黑帮冲突、艾滋病、小儿麻痹症和麻疹的更多；但与后者相比，投入的资源与公众的注意力相差甚远。”

　　对儿童的性虐待更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数据却同样可怕。仅在1993年，性虐待的受害者儿童被报道的就多达14万名。没有人能估计还有多少未被报道的性虐待案件。前美国小姐玛莉莲·范·德布尔勇敢地讲出她儿时曾受到父亲的性侵害时，她让这一丑陋的话题公之于众。

　　性侵犯可能不会留下看得见的擦伤或断掉的双腿，但是，它带来的伤害却非常严重且持久。通常，家里的大人往往会保持沉默，他们装作没看见，或者拒绝相信或保护孩子，这使事情变得更糟糕。一些专家称，性道德的宽松和广告中随处可见的性，包括成人广告对儿童的利用，打破了最基本的乱伦禁忌。

　　儿童受到的身体虐待和性侵害在明显增加，不管原因何在，它需要我们的干预。我们应该从对作恶者进行强硬、毫不含糊的刑事诉讼开始。儿童的安全必须优先于对一个允许侵害发生的家庭的维护。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政策和社会研究学院教授邓肯·林赛在他的著作《儿童福利》中雄辩地指出：儿童福利体系在过去的20年里被过重的责任拖累。由于资源有限，它无力提供其应负责的所有的保护性服务：紧急干预、评估儿童的安全、在必要时将儿童带离他们的家庭、寄养儿童并监督寄养状况、为家长提供咨询、决定是否起诉家长、重组家庭，以及与学校、警察、亲属和其他机构协调服务。保护儿童的重担不仅使福利工作者无法执行他们帮助处于弱势的儿童的历史性任务，而且，林赛说道，“这副重担导致对儿童身体和性的侵犯经常得不到起诉，从而也无法保护孩子免遭持续的伤害”。

　　身体和性侵犯案件必须即刻提交给警察局。如果警察局决定起诉孩子家里的任何成年人，即便是某项犯罪的从犯，保护儿童的工作人员就应该帮助决定孩子是应留在家里还是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社会工作者和法院应该更快地决定终止侵犯孩子的父母的家长权利，而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将受虐待的孩子带走和送回。正如美国儿童虐待和忽视咨询委员会提议的：“在所有的儿童和家庭项目中，儿童的安全和幸福应该是第一位的。”

　　身体和性侵犯摧毁了孩子的安全感所需的信任。言语侵犯也一样。如果你对我为什么将二者相提并论感到奇怪，请停下脚步听一听你周围人在说些什么。针对儿童的消极、侮辱性言词充斥着我们的文化。

　　你一定像我一样看到过这样的父母，尽管他们知道不友善的言词对儿童会带来伤害，但是他们依然对孩子体育、学习或者外表上的缺点进行羞辱。你肯定也跟我一样，看到一位父亲或母亲当众莫名其妙地羞辱孩子时会感到厌烦。不仅是父母，还有很多教师、教练和其他占上风的成年人习惯性地不尊重孩子。也许一些孩子对权威持攻击性的丑陋态度，这让他们觉得必须以牙还牙。但是，正如任何一种暴力一样，如果双方继续以恶报恶，语言暴力就会逐步升级，伤害也会同样深。正如艾利克·埃里克森指出的，所有罪恶中最致命的就是对儿童精神的摧残。成人应该在成为恶化粗鲁和危险的环境的一分子之前，尝试从一数到十，做个深呼吸。

　　我丈夫6岁时候，曾多次独自去电影院看他最喜欢的电影《正午》。他之所以最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加里·库珀扮演的角色，这也是该电影区别于其他西部片的地方。库珀扮演一个治安官，他必须保护自己的小镇免受邪恶势力的侵害，虽然他胆战心惊，但他最终还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面对今天我们的家庭和社会中充斥的危险，我们也许可以从那位治安官身上找到一点启示。不管我们多么害怕、多么不确定，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孩子尽义务。家庭能够且必须成为所有孩子的基石。社会能够且必须提供照看孩子的眼睛和行动，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我们的政府能够且必须制定和坚决执行为我们所有人的安全所设定的标准法律。

　　如果有一条黄砖路能神奇地带我们去一个绝对没有伤害的地方，那该多好。然而，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也从来没有过。但是，在我们的家庭内外有很多样板可以遵循，这会带领我们和孩子走向我们所有人应该享有的安全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