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烦恼只会带来更多更糟糕的烦恼

　　对待痛苦，人们通常的办法有三种：麻木、逃跑或对抗。总之，是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减轻痛苦。

　　埃克哈特?托利认为，思维是用来对抗体验的。在他的著作《当下的力量》中，托利提出了“向思维认同”和“痛苦之身”这两个概念。他说，我们不能承受“痛苦之身”，于是发展出了种种思维，并认为这些思维就是“我”，也就是将思维等同于自我，最终令我们陷入思维的墙中，而不能活在当下。

　　这听起来会有点复杂，简单说来就是，我们用思维来对抗痛苦，最终又爱上思维，这导致了种种问题。

　　这样看来，思维和痛苦就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了，思维是用来对抗痛苦的，而思维又产生了新的痛苦，新的痛苦又导致新的思维……

　　这种复杂的关系，仍可以用洋葱来比喻。最核心的还是痛苦，围绕着痛苦的第一层对抗性思维就是第一层洋葱皮。但你势必会发现，仅仅这一层思维并不能消灭痛苦，于是，你又发展出第二层“洋葱皮”。但这还是不够，于是你又发展出第三层……

　　不管我们发展出多少层洋葱皮，其实都是在使用同一个逻辑——“我不要某些体验、、、、

　　并因此而发展出了种种对抗办法，但如能放下这个逻辑，那我们就可以一层层地破除掉思维的洋葱皮，最终也破除掉最核心的痛苦。

　　痛苦更大，还是消除痛苦的痛苦更大?

　　我们若想破除这一层又一层的洋葱皮时，可以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到底是那个原初痛苦更痛苦呢，还是你想消灭这个原初痛苦的努力更令你痛苦?

　　前两天我去深圳一家公司讲课，课后，一位女士对我说，她爸爸严重痴迷于彩票，请问该怎么办?

　　她问的“怎么办”显然意思是，有没有办法可以消灭老人家买痴迷于彩票这个痛苦。我先问她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她说试了种种办法，都没效果。因为我课上讲了“接受”的办法，所以她说，她和家人也试了“接受”他痴迷于彩票的事实，但还是没有效果。

　　这显然不是“接受”，因为她说的“接受”中还是藏着一个逻辑：既然我们表现出接受了，爸爸你就应该不那么痴迷于彩票了吧。

　　总之，她和家人尝试过的种种办法都是试图与他买彩票这件事对抗的，最后全是徒劳无功。

　　我问她，到底你爸爸痴迷彩票这件事带给你们多少痛苦呢?她说，其实没有多少痛苦，因为爸爸只是痴迷于研究，但每次只花很少的钱买彩票，他们只是觉得这件事不合理而已，同时也担心他太投入这件事了，这会影响他的身体——因为很少运动，也会影响他的生活——因为都没时间交朋友了。

　　我继续问：假若他不玩彩票了，他就会运动，就会交朋友了吗?

　　她愣了一会儿说，那倒也不会，因为他本来的个性就内向且孤独。

　　这就是了，我继续说，照这样看来，痴迷彩票是内向且孤独的他消磨时间的一个办法，也是一个乐趣，而你们却想剥夺他这个乐趣，真的有必要吗?

　　最后，我再反问说，到底是你爸爸买彩票这件事本身的痛苦多呢，还是你们想消灭他这个行为的努力带来的痛苦多呢?

　　她想了想说，显然后者多得多。

　　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常见。一次，我在广州一个小区讲课，课后一位年轻的妈妈问我，她该怎样让女儿不再痴迷于打电话。

　　原来，她正读中学的女儿在两年前迷上了网络聊天，管理着一个QQ群，每天都会花一定时间。她认为这会影响女儿的学习，没有必要做，所以用种种办法让女儿不要玩QQ，最终剥夺了她用电脑的权力，如果要使用电脑就必须经过大人的同意。

　　女儿玩QQ这件事因此而消失了。但紧接着，一个更大的痛苦产生了，女儿喜欢上了用手机聊天，每天晚上都会用手机和朋友们聊不少时间。并且，她越干涉女儿这件事，女儿用手机聊天的时间就越长，先是聊到晚上22时23时，后来聊到凌晨1时2时，甚至更久。

　　相应的，她对女儿聊天的事情越来越敏感，她经常会在女儿房间门口偷听女儿有没有电话聊天，如果有，她就会很“果断”地冲进女儿房间，对女儿大喊大叫，严重时会一边喊一边哭泣，女儿有时也会一边喊一边哭。这时，她先生和她的公公婆婆都会从床上爬起来，一起冲到小女孩的房间里，一边安抚她一边训斥女儿。

　　对这位妈妈，我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到底是女儿打电话这件事严重呢，还是你的努力导致的后果更严重呢?

　　这两个故事，尤其是后一个故事，很像是一个经典的洋葱生长过程。一层皮长出来，又一层皮长出来……最后，一层又一层的皮围绕在原初痛苦外，而且它们的体积和重量远远胜于那个原初痛苦，根本不成比例。

　　好的治疗会引出更大痛苦?

　　以上两个故事，是我们试图消灭别人的某种“不良行为”而不能的故事，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到我们自己身上。

　　我和姐姐都患有鼻炎，中学时，我的鼻炎严重到经常不能用鼻子呼吸，最后自己会因为窒息感而醒来，不得不大口用嘴呼吸，姐姐情况严重时也是如此。

　　但不同的是，我从来没有因为鼻炎而求治过，现在鼻炎基本好了，只留下了一点后遗症——吃重庆火锅之类的辣菜时会流很多鼻涕，但姐姐从十几岁就开始到处求治，用了种种办法，最后采取激光手术的办法，暂时消灭了鼻炎。

　　可是，她为什么要消灭鼻炎呢?通过一次谈话我才明白，她之所以一心一意要消灭鼻炎，是因为她认为，在别人面前老流鼻涕拧鼻涕样子不好看，这样子别人会不喜欢自己。

　　那么，消灭了鼻炎，不再流鼻涕拧鼻涕了，别人就会接受自己了吗?这显然不可能，这其实是两回事。

　　放下这一点不说，在我看来，鼻炎带给姐姐的痛苦，远不如她想消灭鼻炎而产生的痛苦更大。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她如此执着地要消灭鼻炎，反而更让大家视为怪人，对她的不接受反而更大。

　　所谓的“脸红恐怖症”也有同样的逻辑。这通常见于年轻的女孩，因为一次在男性或公众面前脸红，她觉得不能接受，于是她叮嘱自己“下次再遇到这种场合一定不能脸红”。

　　这句话本身就藏着一个误区——她以为，脸红这件事是自己的思维可以控制的，但其实脸红是植物性神经系统的事，是我们普通人很难控制的。相反，“下次再遇到这种场合一定不能脸红”其实是一个暗示，她的潜意识，或者说植物性神经系统很难接受到“不能”的信号，相反倒接受到了“脸红”的信号，于是再到了类似场合，她反而会更容易脸红。

　　第二次脸红会让她更紧张，而且她会发现，渐渐的，她不仅在这个特定的场合会脸红，而且在类似场合也会脸红了。例如，本来她只在这个男人前脸红，但渐渐的，她在其他男人前也会脸红。发现这一点后，她会再次努力说，一定不要在男人前脸红。

　　这种努力，就意味着第二层洋葱皮产生了。如果她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结果就是第三层、第四层乃至更多层洋葱皮生出，最后，她在所有人面前都可能会脸红。

　　本来是在一个男人面前脸红这么一件小事产生，最终却发展出了这么庞大的痛苦，这是无数心理疾患之所以会产生和发展的共同逻辑。

　　怎么破掉这个逻辑呢?

　　比较安全的做法是我前面提到的，即找一个不错的心理医生，在他面前先感觉到安全，然后愿意脱掉最外层的洋葱皮，然后感觉到更安全，而后脱掉更里一层的洋葱皮……

　　这个过程意味着，看心理医生绝不等于快乐。很多人会不自觉地认为，看心理医生，就是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如果在心理医生那里反而更痛苦，那一定是不对的。

　　恰恰相反，看心理医生，随着安全感和信任感的增加，一些更深层的痛苦反而会映现出来，于是会体会到平时生活中都体会不到的痛苦。

　　之前的文章《流产的胎儿还在怨恨吗》中，Lisa在经过一次有点神奇的解梦后有了非常好的体验，当天晚上，她彻夜失眠，但那是一次充满喜悦和能量的失眠，一直到第二天工作时，她整天都很快乐很有效率。

　　这么美好的体验让她以为，流产带给她的痛苦应该彻底消失了。但又过几天后，突然间，似乎从所未有的痛苦袭击了她，那一瞬间她绝望地认为，那么美好的体验都不能帮助她，看来她是没有痊愈的可能了。

　　在接下来的一次咨询中，我讲了我的故事，还有我知道的更神奇的与痛苦共处的故事，并劝她试着这样做，同时也询问她，假如痛苦得不能承受时，她可以找到一些什么方法暂时帮助自己。

　　她想了几个方法，这些方法简单可行，但后来，她一个方法都没用，她真的第一次彻底沉入到后来不断袭来的痛苦中，她也体会到我曾经的体验，任何一次袭来的痛苦，不管多么难过，只要你沉入其中体会它感受它觉察它，那么最多半个小时就会融解并转化，有时会以喜悦结束，有时会以平静结束。这样过了约一个星期后，她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她知道，流产带给她的痛苦再也不会以以前的那种方式出现了，她与这份痛苦彻底的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