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自杀问题的报告

　　本报告中提供的数据资料来自我们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其他单位合作完成的全国性的自杀和自杀未遂课题，该些研究历时8年完成。我们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官员、预防自杀领域的专家进行了广泛接触和密切合作；我们还努力促使我国不同部门和机构加入到自杀预防的工作中来。因此，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和我们在促进我国自杀预防工作方面的经验特提出下述建议。如需要，我们可以提供更为详细的报告和建1．流行病学

　　A．自杀死亡

　　中国尚未建立全国性的死亡报告系统，因此必须根据以下两个死亡登记系统之一提供的数据中估算自杀率（和其它原因的死亡率）：一个是卫生部主管的死因登记系统，样本人口为1亿（约为总人口的1/10）；另一个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身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主管的疾病监测系统，样本人口为1000万。以前这两个系统报告的粗自杀率十分接近，但最近5年左右疾病监测系统报告的自杀率要略低于卫生部报告的自杀率。我们可以获得最近15年的自杀数据，此期间我国总的自杀率及自杀特征相对稳定。但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两个系统的样本原始数据进行校正，得出的全国自杀率数值有很大不同，从14/10万至37/10万。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将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1995-1999年的死亡率数据推算到全人群，然后根据估计的该系统死亡案例的漏报率（18%）将死亡率向上调整（我们通过对比人口统计局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根据卫生部数据推算出的总死亡人数得出死亡的漏报率）。由此得出我国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这一数据略高于卫生部报告的25万自杀人数。基于相对保守的估计，自杀是我国第五位重要的死亡原因，是15-34岁人群首位重要的死亡原因。这些结果说明自杀是我国一个极其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对伤害死亡案例很少进行验尸或开展验尸官报告制度。因此，对自杀率进行调整之前需要考虑死亡医学证书上将死亡原因进行错误归类的可能性。本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开展的全国性的心理解剖研究结果显示：相当比例的意外死亡原因不明案例或意外中毒实际上是自杀死亡。如果对这些错误分类进行校正的话，会使总的自杀率升高28%。

　　尽管对自杀率及自杀的绝对数字有争议，但对中国自杀的独特性几乎没有任何疑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50岁以下人群中农村是城市的2.8倍，50岁以上人群中农村是城市的4.9倍）。一些其它国家（如澳大利亚）报告农村自杀率稍微高于城市，特别是男性，但是这些差异不大，不象中国这样有巨大的差异。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别提示这是两组相对不同的亚群；这样直接比较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自杀率会引起一些误解：例如，1995-1999年中国城市的校正自杀率低于美国1997年的自杀率（8.3/10万比11.4/10万），但是全国的校正自杀率是美国的两倍（23.3/10万比11.4/10万）。

　　中国是非常少数几个报道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之一（其它国家有科威特和巴林）。我国总的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非常高所致：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比年轻男性高66%，但是在其他亚人群中男女的自杀率接近。许多媒体关注的是中国男女自杀率的比例与西方国家相反，在西方国家男女自杀率的比例通常为2:1，有时为3:1。通常所说的中国男女自杀率比例（为0.81:1）的倒置实际上是印度（1.10:1）和其它亚洲国家（1.48:1）男女自杀比例较低的一种延伸。由于亚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大，中国自杀率的男女性别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1990年为1.37:1）接近。

　　中国相对高的自杀率及独特的自杀特征提示中国的自杀危险因素也许与其他国家不同，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

　　B．自杀未遂

　　中国任何地方都没有建立自杀未遂报告系统，因此我们无法评估我国确切的自杀未遂率。多数国际专家认为自杀未遂人数是自杀死亡人数的10至40倍。若保守地按自杀未遂人数是自杀死亡人数的8倍计算，卫生部报告中国每年至少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我们自己的研究表明：由于自杀者所用自杀工具的致死性高和农村地区急救系统薄弱，致使许多“自杀未遂者”最终自杀死亡；如果真是如此，中国的自杀未遂与自杀死亡人数之比将低于其他国家（约为10:1至15:1）。基于有限的有关综合医院急诊室诊治的自杀未遂数据，我们估计中国每年接受治疗的自杀未遂人数在250至350万之间。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来推测每年未接受治疗的自杀未遂人数，因此我们无法估计这一数字。

　　我们还不清楚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组自杀未遂的流行病学特征，但是可以把我们收集的我国北方25家综合医院急诊室诊治的1.4万自杀未遂者的资料推广到全国。农村地区综合医院急诊自杀未遂人数占急诊总人数的1.65%，而城市仅为0.34%。：这就提示（而非证明）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一样，也是农村显著高于城市。所有综合医院诊治的女性与男性自杀未遂人数之比为3:1，并且2/3的自杀未遂者位于15-34岁年龄段。总之，我们估计50%左右的自杀未遂者为40岁以下的农村妇女。

　　鉴于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在评估任何潜在的干预措施的效果之前准确地评估自杀未遂率和自杀死亡率。因此，目前需要优先开展的工作是建立一套体系来评估自杀未遂率。

　　作为北京市科委资助的研究项目，2000年本中心对北京市152家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的急诊登记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其中3530例明确登记为自杀未遂案例。将这一结果推算到全市所有医院，我们估计北京每年有9428例自杀未遂者在医院就诊。该数字是—个保守的估计数字，因为许多自杀未遂案例的急诊记录为“意外中毒”。

　　2．自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损失

　　中国目前尚无确切的数字来说明自杀所造成的直接经济、社会和心理损失。但评估自杀和自杀未遂所造成的损失的一个间接指标是根据自杀和自杀未遂所造成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的多少来评估其卫生负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中国1998年自杀及自伤造成883.7万DALYs损失，占全部疾病负担的4.2%。根据这一指标进行排序，自杀成为我国第4位重要的卫生问题，前三位分别是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占所有DALYS损失的8.1%）、重性抑郁症（占所有DALYS损失的6.9%）、脑血管疾病（占所有DALYS损失的5.7%）。自杀和自杀未遂造成如此高的卫生负担，这是因为自杀与其它疾病不同（如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大多数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年富力强。（我们估计中国每年有112,983个15-34岁的人死于自杀。）</P>

　　<P>但是，DALY这个指标仅仅评估了个体死亡或自伤所造成的直接卫生负担，（如果不考虑对受害者的家庭成员和朋友或大的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的话）。与疾病或其它意外死亡不同的是，自杀给受害者的亲友造成严重的、持久的负面心理影响。

　　多数国际专家发现：每出现1例自杀，平均至少对6个人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在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通过我们访谈全国1000余例自杀死亡者的家属的经验，在中国每个自杀者会对6个人造成不良影响的数字可能是准确的。当然，影响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有所不同，但相当比例的人随后会一直生活在这种负性心理影响中。（我们估计每年有135,000个不满17岁的孩子经历父亲或母亲死于自杀这样的创痛；父母的自杀会使大多数孩子的心理健康发育受到严重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自杀死亡者的家人或好友随后会得抑郁症或自杀死亡。我们也估计每出现1例未遂，平均会使2个亲友受到严重伤害，尽管这种伤害持续的时间通常要比自杀死亡所造成的影响稍短。

　　根据保守估计的数字推算，即每年有25万人自杀死亡、200万人自杀未遂，1例自杀死亡可使6个人受到严重影响，1例自杀未遂可使2个人受到严重影响，自杀死亡给他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持续10年，自杀未遂持续6个月；那么每年有150万人遭受到亲友自杀死亡所带来的严重心理创伤，400万人遭受到亲友自杀未遂所带来的严重伤害。基于如上假设，我国每年有1700万人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因他们所爱的人的自杀死亡或自杀未遂受到严重损害。目前尚无办法来准确地评估由此而产生的“负担”大小，但如果进行保守的估计，即所爱的人的自杀会使亲友的心理、社会和职业功能降低20%，那么自杀每年会使卫生负担增加340万DALYs；这会使自杀所造成的总的卫生负担增加38%。

　　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向这1700万自杀“幸存者”提供社会或心理服务。向这些个体提供社会和心理支持能著减轻自杀给他们造成的心理负担，并因此显著降低自杀所造成的疾病负担。

　　3和4.自杀的方式和原因

　　有关自杀与自杀未遂的方式、原因和危险因素的资料来自自杀和其它意外死亡的全国心理解剖研究课题和几个小型的自杀未遂课题。全国心理解剖研究是我们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开展的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项目。在此类研究中，该课题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研究项目；研究论文已经发表在极具盛名的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并引起了国际上的极大关注（该论文有中文译本，如果需要的话）。该研究样本可以代表全国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保证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自杀未遂研究主要在山东、河北两省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综合医院急诊室开展的，因此我们无法确定该样本能否代表全国其它地区的自杀未遂者或未到综合医院急诊室救治的自杀未遂者。

　　主要研究结果见附表（Powerpoint文件名iew.Nov19.2003”）。在58%服用农药的自杀死亡案例中，75%服用家中存放的农药自杀（通常存放在不加锁的橱柜内），62%服毒后曾接受救治，但抢救失败。农村地区相当高比例的自杀未遂者使用致死性较高的工具自杀（主要是农药），这很可能是我国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女性自杀未遂率显著高于男性（女性与男性之比为2.9:1），这也可能也是中国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一个主要原因。

　　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将本研究中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和每个案例的被试对每个案例自杀原因的评估结果综合在一起，发现心理和社会因素在自杀死亡原因中的重要性相当，但在自杀未遂原因中社会因素相对更为重要。与国外研究结果相似，情感障碍——主要为抑郁症——是与自杀密切相关的精神疾病；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家庭矛盾是与自杀相关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

　　这些结果对于了解与预防中国的自杀有着重要意义。

　　1）抑郁严重程度比存在一种精神科诊断（被从logsitic回归模型中剔除）更为重要，这提示其它诊断的抑郁成份（精神分裂症、物质滥用等）更直接与自杀有关。如果其它研究也可以证实这一点，针对各种类型精神疾病患者的预防工作应着重于治疗这些疾病的抑郁症状。

　　2）研究发现1/3的自杀死亡者和2/3的自杀未遂者没有精神疾病，这一结果对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假设——几乎所有的有自杀行为的人有精神障碍——提出挑战，并强调预防自杀计划需要有助于预防或减少剧烈的人际矛盾的发生。

　　3）最后的模型中包含急性应激强度和慢性心理压力，这一点证实了在自杀行为发生的理论模型中近期和远期因素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从而说明需要针对两种不同的危险因素制定不同的预防措施。

　　4）研究没有发现特殊导致自杀的生活事件，因此预防自杀工作应着重于降低负性生活事件导致的心理的累加效应，而不是仅仅致力于处理某个具体的生活事件。

　　5）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增加自杀的危险性，而不是某一个因素单独造成的独特结果，因此针对自杀的研究工作应少着重于寻找独立的危险因素，多着重于确定各个危险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机制。着重于单一因素（如精神疾病）的社区预防工作不可能从根本上降低自杀率；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预防工作应着重于高危人群——那些同时暴露于多个危险因素的个体。

　　6）在农村地区控制农药的方便易得和提高医务人员急救水平可以显著降低中国的自杀率。

　　5.干预措施

　　目前尚无肯定的依据来说明任何一种自杀预防计划在中国的具体效果如何，并且也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其他国家开展的不同预防措施的效果如何。因此在我们推广自杀预防计划之前需要开展严格的科学研究来确定哪些干预措施在中国真正有效。鉴于中国独特的自杀特征，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目前在中国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可以针对不同预防自杀措施的效果开展对照研究，这样会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杀预防工作做出贡献。我们自己的有关自杀和自杀未遂的研究结果显示我们需要对以下不同种类的干预措施的效果进行验证：自杀工具的方便易得。这是少数几个已经被其他国家证明有效的方法之一，因此鉴于中国相当高比例的自杀者服用农药自杀（农村为65%，城市为25%），限制自杀工具的方便易得将是中国预防自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需要比较不同的限制自杀工具方便易得的方法的效果如何：a）限制销售环节；b）改变一次允许销售的数量；c）开展任何安全储存农药方面的宣传教育；d）规定一个村庄或一个社区只有少数几个有执照的人可以使用高致死性的农药；等等。可行性：我们认为最后一种方法最有可能降低自杀率；但这需要农业部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以及其他机构负责对农药的生产进行监督。

　　2．就如何处理农药中毒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药物和设备。鉴于62%服农药的自杀者死前曾接受过治疗但抢救失败，若将抢救成功率提高50%，每年可挽救5万人的命。当然，许多自杀者当时因病情太重致使抢救无效，但也有许多人死亡是因为当地的医务人员未接受过这方面的急救培训或因为没有合适的药物或设备。可行性：对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医疗技术培训相对容易，但为当地提供适当的药物和设备却需要相当的费用。

　　3．就自杀、抑郁症和其它与自杀有关的心理问题面向公众开展健康教育。在导致自杀死亡的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中，86%从来没有因为心理问题接受过任何治疗。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群众对这类疾病缺乏认识，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群众不愿意因心理问题寻求帮助，以及部分原因是因为缺乏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可行性：提高公众有关自杀和精神障碍的知识并转变其态度可能会很有成效，但这需要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和媒体的强大支持。

　　4．制定筛选计划来识别高危人群并将他们转介到他们所需的社会和心理卫生机构。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一目的：a）公众健康教育将有助于社区成员识别需要帮助的家人或朋友，并为他们提供一种方法以鼓励他们去寻求帮助；b）热线电话服务可以对来电者进行初步筛选并鼓励那些需要的人去寻求进一步的咨询或接受其它服务；C）学校的自杀预防计划和工作单位的自杀预防计划有助于识别高危的学生和职工；d）妇联、共青团和老年人协会开展的社区自杀预防计划可以着重于识别某个具体人群中的有自杀倾向的人（农村年轻女性，与社会隔离的老年人等）。可行性：可以面向不同机构（学校、工厂等）或人群制定筛选计划，但这需要对该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员进行相当高水平的培训，并需要该机构在该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有相当高水平的投入。

　　5．培训基层医务人员识别和处理常见的精神障碍。缺乏大型专科精神病院以外的精神卫生服务机构是中国的卫生保健系统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大多数其他国家，85%的精神卫生服务是由综合医院的内科医生和其他非精神科的专科医生提供的。农村地区由于当地药房缺乏精神科药物（特别是抗抑郁药）使得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可行性：可以制定短期的培训课程并有针对性地向基层医务人员提供培训，但从长远来看需要对医学院（增加精神卫生方面的内容）、医学会和护理协会（所有医生和护士晋升前必须取得足够的精神疾病和自杀方面的学分）的政策做出调整。在农村地区可以得到足够种类的精神科药物需要与药物管理机构进行协商。

　　6．增加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数目并提高其服务的质量。目前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在精神病院的工作已经过多，并且其工作范围为治疗严重的精神病病人。他们还没有足够数量的人员来治疗如此大量的抑郁症患者和其它患有与自杀有关的精神卫生问题的人。部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让综合医院的内科医生提供基本的精神卫生服务，但是仍然需要建立一支新型的精神卫生专业队伍来提供认知行为和其它类型的心理治疗。不幸的是，全国许多地方受过培训的心理医师的水平还不足以满足有严重自杀倾向的人的需要。可行性：增加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数目并提高其服务质量已成为许多精神科医师几十年的长期目标。由于与其它医学领域相比，精神科在医学界的地位较低，并且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收入相对也低，这一任务变得更为复杂。

　　7．向自杀高危个体提供支持服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相当高比例的有自杀行为的人没有精神疾病，以及相当高比例的自杀未遂者和一定比例的自杀死亡者的自杀行为是冲动性的。这些个体不是主要需要精神卫生服务，他们需要可以提高他们“社会联系感”的社会支持服务，因此向他们提供不同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应对应激事件。个体的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不同，所需的社会支持的种类就不同：受夫妻不和或家庭暴力困扰的年轻女性，重要考试失败的年轻人，失业的工人，刚刚离婚的人们，与社会隔离的老年人或由于患严重躯体疾病治疗费用很高而经济困难的人等等。一些情况下，需要专业人员提供一对一的支持，但更多的情况是需要由社会工作者或类似的一个专业人员来组织一个这类人员的自助小组。可行性：此类服务的成功依赖于识别高危人群的能力、说服识别出的高危人群参加这一项目以及专业人员组织小组和提供高危人员所需的社会和心理服务的能力。

　　8．对自杀未遂者的状况进行评估并提供必要的治疗。全国每年至少有200万人因自杀未遂就诊于综合医院的急诊室和诊所，但几乎没有人接受过任何种类的心理社会支持或被评估有无精神障碍。有自杀未遂既往史是自杀死亡的一个重要的预测因素，因此需要对这些人进行评估，并且如果合适的话，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心理社会治疗。[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所有就诊于综合医院的自杀未遂者在出院前必须接受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评估。]可行性：尽管由精神心理专业人员进行此类评估和提供所建议的治疗更好，但培训急诊室医生可以使得这类评估得以实现。假定最高级别的综合医院（三级）将提供心理社会服务作为他们需要提供的服务的一部分，就应该要求这些医院设立专门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来进行此类评估和提供必要的治疗。

　　9．向自杀死亡者或自杀未遂者的家人和亲友提供心理支持。据上所述，自杀所造成的疾病负担的1/3是来自于自杀给家人和亲友所造成的心理和社会影响，因此尽量将这种负面影响降到最小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在学校、单位和其他机构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处理自杀和其它心理危机以便降低此类问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减少“模仿”自杀的发生）；这通常需要建立一支由处理心理问题颇有经验的人员组成的“危机反应队伍”。我们需要对人员进行培训以帮助儿童处理因家人或朋友自杀死亡所造成的悲伤反应。并且需要由有经验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帮助组建自杀幸存者自助小组。可行性：一旦获得领导的支持，制定不同单位的自杀和其它心理危机预防计划相对来说简单；确定人员并就实施这些计划过程中所需的心理技巧培训对人员进行培训较为困难。

　　在制定并验证上述任何干预计划之前需要首先做两件事。

　　一，必须针对要开展预防自杀计划的地区制定准确和可靠的评估自杀率和自杀未遂率的方法。这包括对当地全部的意外死亡案例重新进行评估，以确保没有将自杀案例错误地归入其它意外死亡案例。也必须确保将自杀未遂案例上报给公共卫生机构（和其它传染病一样），并对自杀未遂案例错误地归入“意外中毒”的数量进行监测。没有准确的自杀率和自杀未遂率，就不可能评估哪种干预措施是否有效。

　　二，没有一个总的协调小组，参与的许多许机构的工作就会变得杂乱无章，也就无法科学地验证预防自杀计划的效果。评估不同的干预措施的效果是制定国家或地方自杀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些工作应该由一个协调小组来执行，该小组也有责任来制定国家或地区自杀预防计划。建立一个自杀预防计划需要得到许多部门和机构的大力支持，因此如果在最高政府部门而非仅仅在卫生部门的领导下建立这么一个计划，该计划才能真正有效。实施国家和地区计划需要一个由许多部门高层领导组成的领导小组（卫生部、教育部、公安局、农业部、社会福利机构等）和许多需要参与自杀预防工作的机构（妇联、共青团等）的参与。通过领导小组的批准后，我们也需要一个工作小组来负责实施具体的计划。

　　6.建议政府的行动

　　A.短期行动

　　请国务院任命一个“领导小组”，该小组成员为一些部门（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和机构（妇联、青年团和媒体等）的高层领导，以使他们承担制定、验证并实施全国自杀预防计划的责任。预计建立该计划将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任命一个“工作小组”，经过领导小组的批准后，使该小组承担实施该计划的责任，并委派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协调该工作小组的工作。

　　为一个大型的由领导小组协调的自杀预防研究提供资金，该研究是为了评估许多干预措施的成本效果（限制自杀工具、健康教育、增强高危人群的社会支持服务、提高普通内科医师处理农药中毒和治疗心理问题的能力，筛选高危个体的项目等）

　　鼓励WHO和其它国际机构加入北京市自杀计划的制定和效果评估工作中来。

　　建立自杀未遂报告系统，促使各医院用标准的形式将所有在该医院诊治过的自杀未遂案例记录下来，并定期上报给公共卫生部门

　　建立一个评估自杀和自杀未遂率准确性的监测系统。这就牵涉到每年对数千个自杀、其它意外死亡和自杀未遂案例进行详细的调查以确定错误归类的概率大小。

　　鼓励不同水平的学校就如何处理自杀和其它心理危机制定预防和干预计划。

　　促进建立幸存者小组，从而为自杀或自杀未遂者的家人和亲友提供社会和心理支持。

　　为大范围的媒体宣传运动提供支持，以提高公众对自杀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提高群众对抑郁症和其它与自杀有关的心理问题的认识，并改变群众对接受心理治疗的态度。

　　B.长期行动

　　根据大型的预防自杀研究结果，就如何处理农药、培训基层医务人员、识别自杀高危人群及为高危人群提供社会支持和心理服务等方面制定具体的政策规章。

　　医学院和护校需要增加精神卫生和与自杀相关的课程。

　　所有的医生，不论专业有何不同，预计都应该提供基本的精神卫生评估和治疗。

　　医学会和护理学会需要将精神卫生和自杀方面的培训作为所有医护人员晋升的比得学分。

　　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收入应该有一个实质性的提高（与其他医护人员相比），这样医学院和互校的学生毕业后愿意选择这个专业。

　　通过设立一个专门针对自杀研究项目的资助项目（包括设立草案完善培训班）来鼓励年轻的医学研究人员从事自杀方面的研究，以此提高获得资助的研究项目的研究质量

　　要求所有的三级医院对就诊于该医院的自杀未遂者在出院之前进行正规的心理评估并制定出治疗计划

　　对所有报告为“意外死亡”的案例推行包括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参与的、评估死因的验尸官报告制度制定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学校预防和处理自杀及其它心理危机的方案

　　在不同种类的行政区域建立心理危机快速反应队伍，当需要警察去处理一个正在发生的自杀未遂行为时，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将可以参与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

　　制定具体的政策规章来指导媒体如何报道自杀过程，随后由国家信息部颁布这些规章制度。

　　7.将为自杀预防工作提供支持的政策规章.

　　在全国的公共卫生发展计划中包括预防自杀内容

　　支持建立高质量的监测系统，以便准确地评估全国的自杀率、自杀未遂率及其特征。

　　支持开展大型的公众健康教育运动，提高群众对常见心理障碍的症状和治疗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对那些与自杀密切相关的疾病（如抑郁症和酒精滥用）的认识。

　　支持推动自杀预防工作所需的人员培训。这包括：

　　1)需要培训精神卫生临床医生某些方面的技能，如评估与治疗有自杀危险的人；

　　2)对流行病学和精神卫生均十分了解的研究人员能够主管多机构参与的研究项目；

　　3)公众健康教育人员能够有效地向社区不同部门宣传公众心理卫生问题；

　　4)擅长鼓励许多部门和机构积极参与的管理人员必须有效地协调他们的自杀预防工作。

（实习编辑：潘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