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儿内科的一名小主治,老公是外科医生。
按说在这样的家庭,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应该不会出现别人家那种鸡飞狗跳的情形。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我女儿从出生到4周岁,一共发热三四次。女儿发热,不仅每次都被输液治疗,而且去年的一次还使用了激素退热。
没有指证。应用激素纯粹是为了退热。
在去年五月的一天,女儿毫无征兆的发热了(事后才知道是吃了冰激凌)。开始体温也不高,38℃多,
精神和食欲正常,没有鼻涕、
咳嗽、呕吐、腹泻等伴随症状,查体就是咽部充血,我给买了退热药和
中成药,嘱咐老人按时喂药。
第一天相安无事。
发热第二天,老公很不高兴地问我:“女儿还在发热,你打算怎么办?”我有些莫名其妙:“我不是给她吃药了吗?今天才第二天,总归要观察观察吧。”老公仍旧不高兴:“以前又不是没有过,哪次是吃药好的?最后还不是挂盐水!”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女儿3岁之前,是个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大多数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住在老家。期间一旦发热,老人虽然也向我们“请示”,最终还是会把女儿抱到市里最好的医院去补液治疗。我虽然不愿女儿一点小毛小病就补液治疗,无奈鞭长莫及,也不好置喙。
如今老公既然这么说,我意识到老人背后给他施加的压力。于是乎,两人带上女儿,来到我自己科里,找了一个年资比我高的医生,问病史、查体、验血。查体仍旧只是咽部充血,没有其他阳性发现。验血结果是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稍稍偏高,其他正常。
这样的结果我是无论如何不想让女儿输液的,但是终究抵不过老公和家中老人的压力,最终妥协,决定补液治疗。刚好病房有空床,很快办了住院。
住院的头三天,就如同我自己管的床位上众多患儿一样,女儿的体温时高时低,精神和食欲也正常,于是我把她带回家过夜了。
等到第四天,她的体温飙到40℃,下午起女儿就有些精神萎靡了,吃饭喝水也差了些。到了晚上,吃退热药就不怎么管用了,不到4个小时体温就会升到39℃以上。整个晚上,我进出卫生间数次,给女儿洗澡降温。一直到次日凌晨,女儿仍旧处于稽留热状态,整个人也懒懒的。于是我们早早地就回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我先后把主任和一位退休返聘的老医生拉过来给女儿检查。主任、老医生和我三人意见还是比较一致:女儿住院后复查血象正常,查体仅仅咽部充血,肺部没有阳性体征。目前考虑上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大。下一步可以考虑查胸片。至于病原学方面,因为我们医院条件有限,可以抽血外送公司去检查,不过出结果要1周以后,我暂时不考虑。
我跟老公商议了一下,决定再观察观察体温,于是各自去上班。到了中午11点左右,我被老公叫到女儿病床前。老公拉着一张脸:“发热39℃都十几个小时了,烧坏脑子怎么办?你们科到底能不能看?不能看,我去儿童医院看。”
一瞬间,我感觉受到了莫大的打击和羞辱,为我自己,也为我们整个科室。
但是看到旁边的老人,我又觉得老公夹在中间也着实不容易,于是耐着性子解释:“这种发热其实很常见,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危险,会烧坏脑子什么的。”
老公不满意:“你们再多见,我不管,我只管我的女儿,女儿是你的吧?你自己看看她什么精神!”想到去儿童医院的折腾,想到请假的难度,一咬牙,我豁出去了,上激素!
我自己亲自开的医嘱。护士很惊讶,我惟有苦笑以对。
在
地塞米松用了2小时之后,女儿开始出汗,然后热度逐步退去。次日,女儿再次活蹦乱跳,然后出院,一家人“皆大欢喜”。
从此,我用激素给女儿退热成了科里的笑话。
我们科另外一个笑话也是一个女同事闹的。
她的女儿发热,治疗过程中证实是肺炎,结果被自己老公责备“感冒治成了肺炎”。尽管她老公是硕士研究生、公务员,但是怎么也不能理解“肺炎是本来就存在的,不是我们儿科医生治疗出来的”。
儿科医生地位很尴尬,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自己的小家庭里。
一方面,小儿的大多数毛病是发热咳嗽腹泻,是大多数人眼中的“小毛病”,所以治好是应该的,治不好或者治疗过程中有波折就是“没本事”;另一方面,作为家中“开心果”的孩子,往往是众星捧月的宝贝疙瘩。一旦生病,吃喝玩乐都受到影响,家长就着急了,忘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古训,主观上要求“药到病除”或者“医到病除”,给儿科医生不小的压力。
此外,儿科由于受到检测手段的限制或者家长抗拒抽血检查,往往拿不出客观的证据支持自己,很多时候还处在经验医学阶段,也难以得到家长的信任。
也许,我的经历属于比较极端的。但是在中国,给儿童看病,患儿的后面往往是一个家庭。儿科医生负责制定决策,不得不考虑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否则下达的医嘱也不会有很好的依从性。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我觉得,虽然很多时候沟通收效甚微,但是沟通仍是目前比较重要的也是必须要采用的手段;另一方面,加强儿科知识科普,让更多家长学习了解,遵从自然规律,可以大大减小
医患沟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