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陪伴孩子是个技术活，永远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爸爸陪伴孩子是个技术活，永远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皮球和扫把的故事：一个小时，八个版本

　　前几天有记者朋友来访，问，你是如何陪伴孩子？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

　　对男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美国一所大学就做过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童年的父爱决定孩子的一生。

　　我个人觉得，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在孩子小的时候多陪伴他们，这是常识。但陪伴只是开始，怎样陪伴才是问题的重点。如果只是让孩子玩，而大人在一旁玩手机，这种陪伴没什么意义，甚至是有负作用的。

　　我是如何陪伴孩子的？举儿子两岁时候的一个例子吧。

　　有一天，儿子在院子里玩球。我也过来“凑热闹”。我把他的红色皮球不小心抛到了二楼屋檐上，儿子“啊”了一声。我对他说，“球和咱们捉迷藏，咱们找它去！”并顺手拿了一个扫把，带儿子上到二楼，打开窗户，用扫把将球从屋檐上戳了下去。球掉到院子里了，我顺手也把扫把从窗口扔了下去。

　　这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我们回到院子里后，我随口对儿子说：“扫把找到皮球后好开心，跟着皮球就跳了下去。”

　　结果小家伙若有所思，说，“爸爸再讲一遍。”

　　我把刚刚零碎的片段组合起来，给儿子讲成一个完整故事：皮球和扫把是好朋友，它们玩捉迷藏，皮球很调皮，飞到楼上了，扫把决定上楼找皮球……

　　“我还要听。爸爸还要讲皮球和扫把的故事。”儿子说。

　　“好的。”我说。但我没有重复刚才的故事。而是将皮球和扫把的关系变了一下：皮球和扫把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玩的很开心，但是扫把惹皮球生气了，皮球就飞走了，扫把不愿意失去朋友，就上楼去找，找到了皮球，并追着向它道歉……

　　“我还要听。”儿子不依不饶，他觉得有趣。

　　“皮球喜欢旅行，因为旅行可以遇到很多新鲜的人、新鲜的事。它和扫把认识之后，继续出发，飞到楼上去了。扫把说，我也要去旅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它不会飞，就走楼梯去找皮球，希望成为皮球的同伴……”

　　“我还要听……”

　　就这样，同一个场景的皮球和扫把的故事，我一口气讲了7个不同版本。而且，一开始我只用讲，后来我们干脆在院子里表演起来——我们俩一个是皮球一个是扫把。一个小时后，我口干舌燥，我最怕再听到儿子讲四个字——我还要听。

　　“我还要听。”

　　我真的要晕了！

　　“可以，但是这是今天讲的最后一个故事。”我必须专制起来，不能再让儿子无限制地“纠缠下去”了。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绞尽脑汁，连蹦带跳，很累，但内心充盈，非常享受这样一种过程。

　　爸爸的“边际影响力”更大

　　那个时候，我还在媒体工作，自由时间还挺多。再到后来，我选择创业，心灵上自由了，陪孩子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我才意识到，所谓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平衡之道，真的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个命题。

　　我并没有列什么“三大注意、八项纪律”，只是对自己说，尽可能——哪怕见缝插针——多陪孩子，且像过去一样，一旦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在不影响他自我思考和玩乐的前提下，多和他做一些富有创造力、引发开放性思考的互动和游戏。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虽然妈妈的陪伴时间要更多一些，但爸爸扮演的角色相比妈妈，“边际影响力”要更大一些。所谓“边际影响力”是借用经济学上“边际效应”的概念，指每多和孩子接触一次，对孩子产生影响力的大小。

　　为什么呢？你一想便知，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男人比女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于孩子而言，一旦他感知爸爸相比妈妈的权力更大，那么他受爸爸的影响会很大，哪怕爸爸陪伴他的时间并不多。

　　这样一来，关于爸爸陪伴孩子，就成了一把“双刃剑”：一种情形是，你陪他的时间虽然多，但可能方法失当，那么对孩子造成的不好的影响甚至伤害（许多是无形的），会更大；另一种情形是，你陪孩子的时间尽管可能没那么多，但也可能有非常好的“影响”或“效应”。

　　不少爸爸可能借此给自己很少陪伴孩子找藉口。并大言不惭说“孩子觉得我是个好爸爸啊”，或说：“根据理论，爸爸陪伴孩子，过犹不及。”

　　只能说，这些都是“投机主义老爸”！

　　当然，有人是“不得已而投机”，有人则是缺少担当。爱孩子、陪孩子是人的一种本能，不是吗？

　　陪伴孩子“过犹不及”是个伪命题

　　我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记录了非常多的人，大都是事业有成者。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因为他们当年打天下、捞世界的时候，正值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大变革，私营经济亦破土不久，然后野蛮生长。男人们原本就认为带孩子是女人的事，遇到这么一个大时代，自然更是把家庭及子女暂时置于脑后。

　　而当他们成名或发达了，才发现因为很少和孩子交流，关系疏远不说，孩子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些令人担心。

　　怎么办？“送出国读书吧，”有人这样说，“听说欧美的教育理念比较好。”这其实是粗暴且南辕北辙的作法。但这个时候，“用钱来解决一切”或“屁股决定脑袋”占了上风。结果呢，子女仍然“混着”，并开始对父母心生怨气。

　　我遇到一位企业家，他非常悲愤地说，“我儿子竟然要跟我断绝关系！”我想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我同情他，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是一代人的缩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人，他们因为视野开阔，也更懂得生活的本质，所以在为人父、为人母上，大都有自己的主见和平衡术。不过也有一些人，说：在竞争的洪流中机会稍纵即逝，需要牺牲一下家庭。

　　我非常能理解这种说法——以前我做记者时是观察者，现在我就是一名创业者。但我的观点始终是，如果创业一定要以牺牲夫妻感情或少陪孩子为代价，我宁愿不创业。

　　而对爸爸对孩子陪伴“过犹不及”的看法，我认为，正是因为“如何陪伴孩子”是一门具有挑战性的科学，才显得有趣。它让我们从哪怕给孩子讲一个故事这么不起眼的小事开始，学习做父母。这是孩子给我们的机会，而非甩给我们的任务。

　　“你自己的教育理念，以及后来创办少年商学院时倡导培养孩子‘独立、好奇、未来公民’的品格，受哪位教育家的影响最大？”文初那位记者朋友问我。

　　我不迷信权威，从来都是听内心的声音做事。如果非要说出一个推崇的人，那就是胡适了。他的一句“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可谓振聋发聩。同样，他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教育最重要一点是从自身做起，明确个体的权利。

　　无论何时何地，总有无数人在批评中国的教育体制，但当中只有小部分人，很快明白并且不断通过自我提升和改变，来让孩子少受一些束缚，多争取一些自由，哪怕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顺便说一句，胡适当年说家庭教育的重心是孩子的妈妈，所以他提议成立女子学堂，并说“做妈妈的一定得有耐心”。

　　现在，好妈妈很多，好爸爸是稀缺品。就让我们从用心陪伴孩子开始，不断提升自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