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肝治疗，希望回归到疾病本身

　　但是医患之间对疾病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决定了医生的建议对患者选择的影响。丙肝的治疗也一样。

　　可是，不同的时期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不同，即使是专家也会对同一个疾病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也导致了不同时期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方案的差异。就丙肝而言，我国慢性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专家共识（2009年）关于治疗时机是这样描述的：HCVRNA阳性，无治疗禁忌证的患者均应考虑抗病毒治疗。那时只有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的治疗方案。如今（2014年）欧美的指南则留有可以暂缓治疗的空间。但我们能拿着欧美今天的指南去责怪医生或医院过去给治错了吗？

　　后来，随着口服药的问世，丙肝的治疗迈入治愈时代，无疑是令人振奋。国外很快更新了指南，国内很多专家也进行了解读。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是说任何丙肝病人都可以等待。因为欧美的指南说得很明白。我只是从我理解的专业角度告诉人们，丙肝和乙肝一样，如果不能不正确对待，心理压力加上外在的压力，和疾病会形成相互坏的影响。这是其一。

　　其二，药厂自然乐得有越来越多的病人用他的药。

　　其三，丙肝，一些病人必须治疗。即便70岁的肝硬化患者，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建议他治疗，哪怕小剂量干扰素，哪怕100万单位（当然有口服药更好），也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只要他可以耐受副作用。但是一些人不必治疗，还可以等。做好监测就可以，如果需要治疗时，再抗病毒治疗也不迟。

　　其四，至于口服疗效好的新药，有条件自然可以作为首选，但是价格奇高，非一般人用得起。如果因此绝望，进而异化为一种恶语相向，甚至人身攻击，如果连不同的声音都不能容忍，就扣上帽子，已经脱离了医患或疾病的本身。

　　从患者个体而言，身体里发现有病毒，自然希望尽快清除。我们治疗的一些病人，干扰素用不了，因为耐受不了副作用，作为医生，我们也很难受。但新的口服药却可望不可及。那些急需抗病毒治疗的病人，干扰素又不能耐受的情况下，的确很糟心。如果因为这样而焦虑、绝望，岂不对病情造成更坏的影响？

　　再拿HIV/AIDS（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为例，早先抗病毒治疗指证为CD4+细胞小于200个才治疗，再后来改为350以下，近年又调整为500以下，甚至只要发现阳性就开展治疗。这样的治疗策略调整不过是近十来年的事情。如果，因为现在的策略改了，过去CD4+细胞小于200才治疗的病人去和医生理论，指责医生耽误他的病情，医生就没法干了。

　　然而，新药的引进需要时间。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一个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叫替诺福韦，同时也对乙肝病毒有效。分别于2001年10月和2008年被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艾滋病的和乙型肝炎。直到去年该药才获准进入国内，而且属于自费药，在5个乙肝口服抗病毒药中是最贵的。但同样要历经药物临床试验，审批等过程。目前认为该药效果好，耐药低。但在进入国内之前，有一部分乙肝患者在治疗过程出现耐药、只能选择该药时，他们面临要到美国，香港等地去购买的艰难境地。

　　我所知道的，我国在干扰素治疗病毒性肝炎时，对丙肝一直采取报销政策，而乙肝用干扰素是自费的。近些年才把乙肝的干扰素治疗纳入报销范围。

　　而且，治疗丙肝的口服新药一问世，就有很多专家为此奔走，一是希望尽快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可以获得中国的批准许可，一方面也希望政府出面和厂家谈判降低价格。希望可以拿到像印度那样的价格。只是中国已经不属于低收入国家，不享受特惠政策。但政府和专家们仍然在积极努力。这是任何人不能阻止的。

　　我和所有的丙肝患者一样，希望需要抗病毒治疗的丙肝患者能尽快用到新药而且价格可以承受得起，能进医保报销。

　　这是我这篇文章想要传递的信息。希望人们可以理性看待丙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