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血后，在常州打工的邳州人吴长栋被误诊为HIV抗体呈阳性。虽然事情已经过去500多天，吴长栋依旧没有从恐艾的阴影中走出来，他感觉自己得了“恐艾后遗症”
2009年11月5日，对在常州打工的邳州人吴长栋来说，是值得骄傲的一天。这一天，他走进常州的一辆献血车，作了首次无偿献血。然而这份骄傲仅仅维持了一天，第二天，吴长栋便接到了邳州疾控中心打来的电话，说他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这一消息令吴长栋如遭五雷轰顶。回到老家之后，魂不守舍的他在父母的追逼下，道出了实情。吴家顿时像坠入了地狱一般。吴长栋偷偷买了安眠药准备
自杀，69岁的母亲也不打算活了。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吴长栋先后到徐州某医院、徐州疾控中心、常州疾控中心、江苏省疾控中心做血液检测，结果所有检测均为正常。
拿着江苏省疾控中心的报告单，因“被艾滋”被折磨得身心疲惫的吴长栋决定找相关部门讨个说法。虽然事情已经过去500多天，但是吴长栋对快报记者表示，他依旧没有从恐艾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得了恐艾后遗症。
据悉，目前江苏省卫生厅正在调查此事。
[献血]：第二天被告知染上艾滋病毒
吴长栋出生于1975年11月，是徐州市邳州燕子埠镇人，今年36岁。几年前，吴长栋离了婚，年幼的女儿判给了他抚养。由于他要在常州打工，女儿便放在老家交给父母带。吴长栋在常州的一家工厂开卡车，由于技术过硬，他的工作一直受到老板的肯定。
2009年11月5日，吴长栋闲来无事，出来闲逛，当他到达湖塘乐购门口时，看到一辆献血车停在那里。“当时有个念头想献血，觉得献血也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如果有人输了我的血活了命，那是一件很骄傲的事。”吴长栋说，他的血型是B型，身体一直都非常不错。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吴长栋立即走上了献血车。按照程序，护士给他做了基本检测，并很快告知他，没有问题，可以献血。“听护士这么说，我真的很开心，然后就输了400毫升的血。”吴长栋说。他随后拿到了一个纪念封，还有一个写着无偿献血的布袋，一本献血证。“真的觉得这事特别自豪，回到厂里之后，我立即就和工友炫耀，说我献了血，我自己就是觉得这是一件很不了不起的事情。”吴长栋说。
但是，这份骄傲仅仅维持了一天。11月6日傍晚，刚刚吃过晚饭的吴长栋正在宿舍里休息，手机“丁零零”响了。“我的噩梦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吴长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打电话来的是吴长栋老家、邳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科的胡医生。“你是吴长栋吗?”“是!”“这里是邳州市疾控中心，你在常州献血时，查出来血液有问题!”对方说。
“当时一听有问题，我以为是乙肝什么的，根本没想到艾滋病这一块。”吴长栋说，在他的追问下，胡医生表示他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听到医生这么说，我立时感到五雷轰顶，心想着这个世界上从此后一切美好事物都和我没关系了。”吴长栋足足愣了几秒钟，这才回过神来。“你赶紧回家来，有些事要问你，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要和你交待。”胡医生又说道。
吴长栋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挂上电话的，他只知道，“艾滋病”这三个字，瞬间占满了他的脑袋。
还没等吴长栋从医生的这个电话中清醒过来，他的手机又响了。他一看号码，是家里的电话，吴长栋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任凭它直往外流。手机一直在响，吴长栋担心自己不接电话会让父母担心，马上找了块毛巾擦了擦脸，又清了清嗓子，接了电话。“是我姐，我妈在她旁边，我姐说，刚刚接到邳州疾控中心的电话，说我的血液有问题，她们想问问我到底怎么了!”吴长栋说这个时候他才知道，疾控中心在打电话给他之前，已经把电话打到了家中。“我没事啊，可能是
甲肝吧，你们也太大惊小怪了，这算什么事啊!我明天回来，你们别担心了。”吴长栋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句话一说完，他就以自己在忙为由，匆匆挂了电话。“不知道那头，我的家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有一天混一天吧，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吴长栋说。
吴长栋的姑姑是个医生，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曾经听姑姑说起过，一旦感染上了艾滋病，那离死期也就不远了。当天晚上，吴长栋一夜没睡，想着想着就开始哭。吴长栋一家兄弟姐妹共四个，他排行老三，是家中唯一的儿子，自小就是父母的命根子。而当时已离婚的他，正承担者抚养女儿的责任。“想到父母很快就要没我这个儿子了，想到我自己再也不能见证女儿的成长了，想到姐姐妹妹们喊着我的名字，想到我死后，他们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吴长栋说。
那天晚上，他甚至已经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如果他真的要走了，他会把孩子留给姐姐，求姐姐帮忙抚养。“总之什么都想到了。一闭上
眼睛，就是女儿可爱纯真的脸，老母亲老泪纵横的样子!”虽然已时隔一年多时间，但吴长栋谈到当天晚上的情形，仍然泣不成声。
不过，在心里给自己安排后事的同时，吴长栋又冷静了下来，细细回想自己为什么会感染上艾滋病毒。“我查了资料说，艾滋病毒感染分三种途径，一种是母婴传播，我都30多岁的人了，这肯定不会。还有一种是血液传播，我从来没有输过血什么的，也不可能。最后一种就是性传播，我虽然和老婆离了婚，但从来不会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吴长栋说，他一遍遍问自己，怎么会传染上这种病，怎么也想不通。
第二天，吴长栋的两只眼睛都肿得跟核桃似的，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他用冷水敷了敷眼睛，但是不奏效。没办法了，他就戴上了平时开车时戴的墨镜。“虽然很滑稽，但是不管这么多了!”吴长栋说。
随后，他找到了工厂老板，提出辞职。当时工厂业务非常繁忙，而吴长栋在工厂干的时间比较长，工作又勤快，他提出辞职，无疑是撂挑子给老板看，老板当然不同意。“他问我为什么辞职，我就是不说，而且心情不好，语气也不好，就跟他吵了起来。”吴长栋告诉记者。
“老板平日里就对我比较好，钥匙什么的都交给我保管，对我很信任的，他看我执意要离开，最后还是同意了，并把工资结清了。”吴长栋说。拿上了工资，这个平日里和工友们打成一片的男人也不敢和工友告别，一个人背着包偷偷地离开了工厂。“是因为很害怕工友们问，这么丢人的事，还是一个人灰溜溜地走比较好。”吴长栋说。
[确认]：领取感染艾滋病毒告知书
“那天怎么到火车站的我都不知道。”吴长栋说到了火车站后，他买了一张当天晚上的票。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吴长栋回到了邳州农村的家。
吴长栋告诉快报记者，当时他父母还有二姐都在家里。他回家后，家人们没有表现出一丝喜悦，反而都是一副很恐惧的样子。“孩啊，你到底出什么事了啊?”老母亲一把抱住了吴长栋反复问道，“电话里不是说过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是甲肝!”吴长栋尽量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看着他们不安的样子，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和悲哀，但眼泪只能往心里掉。”吴长栋说到这儿，眼泪又掉了下来。
他的这番“不在乎”短时间内骗过了父母，但是他的二姐却并不相信吴长栋。“二姐怀疑我一个单身汉，在外面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染上了什么病，所以她第二天一定要跟着我去疾控中心。”吴长栋说。
2009年11月9日，吴长栋找到了邳州市疾控中心的胡医生。按照医生要求，吴的二姐不能进到病房里面来。“医生问我平时有什么不安全的行为等等，又问了我不少其他问题，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之后，医生让我签了一个HIV抗体阳性者告知书。”吴长栋说。
“我跟医生说，你帮我重新做检测行不行，医生说，他这个是从常州中心血站那边确认之后传过来的，不会错的。他们不能给我重新检测。”吴长栋说。之后，医生又详细给吴长栋介绍了他该注意哪些事项。
“出来之后，我就和姐姐说我这是甲肝。”吴长栋说，怀揣着这份HIV抗体阳性者告知书，他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家中。随后，他按照医生所说，把碗筷都进行了隔离。
不过，当时令吴长栋稍许欣慰的是，女儿被检查出来是正常的。“我带孩子去，家里人很不解，我和他们说，
甲肝也许也会传染，所以带孩子去做个检查，我们也好放心。”吴长栋说，在等待女儿检测结果的那段时间，他在心里默念着，一定要平安，一定要平安。
（实习编辑：万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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